徐文化与郯城的渊源关系 选自《徐姓祖陵文化》

 研究徐文化不能不研究郯城。郯城历史悠久，据县境内相继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与新石器时代之鼎、綵、鬲陶片、一孔石铲、石凿等文物推断，早在万年以前，就有先人在此居住生息繁衍。郯城系郯子故里，为古郯国故地，多有文字记载，人们熟知。而在郯国之前，郯城曾为徐地，历时九百余年，传位三十世，一度成为古徐国的中枢要地，有十几位国君葬于郯城北七里。
郯城是徐氏文化的发祥地，对于这段历史，研究的人不多。《史记》《左传》等各类史籍对徐国记载不多，洋洋一部《史记》，对徐国的记述仅寥寥数语，对著名的国君徐偃王，仅提到“徐偃王作乱”。查阅当今资料和文献，对徐国历史的记载也是语焉不详。
由于史书记载不多和谬误，一直以来，人们对徐国的真实面貌并不清为引起人们特别是更多专家学者对徐国史和徐文化的重视，进一步研究郯城与徐国的渊源关系，现根据有关史料、徐氏家谱、碑刻，佐以民间口传，撰成《徐文化与郯城的渊源关系》一文，敬陈于后。
伯益佐禹  治水有功

研究徐文化先要从研究徐国人手，必须研究徐国的第一代国君若木及其父伯益。
据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伯益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的著名传奇人物。在其生活的那个年代，自然环境恶劣，人类生存艰难，为了生存，祖先们治山治水，与大自然作斗争。谈到治水，首推大禹，有关禹的记载，多数提到伯益，例如：“禹乃遂与益（伯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史记·夏本纪》）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伯益）奏庶鲜食。”（《尚书·益稷》）
禹在治水成功后，向舜汇报时说：“，非予能成，亦大费（伯益）为辅。”
《吕氏春秋》等记载“伯益作井”的故事，可知现代凿井技术的发明是始于伯益，这一技术拓展了祖先们的生活空间，原来只有沿河、近湖而居，受河湖洪水威胁，掌握凿井取水技术之后，水层较浅的山谷、平原即可存活发展。挖河道、凿山石等治水手段的使用与凿井取水的技术相通，这也是助禹治水成功的重要原因。
传说伯益能够通鸟语调训鸟兽：“佐舜调训鸟兽，鸟兽多驯服。”在当时，人烟稀少，鸟兽遍地，根据或模仿鸟兽的呜叫声来驱赶、引诱、猎取鸟兽，有利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孟子。滕文公上》记载：“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这段文字说明，伯益在“驱赶鸟兽，焚山开荒，拓宽生活空间，占领新的地盘”等事情上，都为部落联盟做出了很大贡献。
尧时，用禹之父鲧治水患。鲧治水的主要手段是“堵”，结果水患愈甚，为部落人群带来极大的伤亡和灾难。舜受禅让继位之初，将鲧流放到水患严重的“羽山”地区，即今郯城东约十五公里处。《左传》云：“舜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能（一种三足鳖）入羽渊。”（羽渊后称殛鲧泉，19世纪60年代中有人为扩大泉口，投炸药于泉中，炸乱水系，如今该泉已于涸。）
舜流放鲧后，禹同情父亲的遭遇，也接受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总结经验，主动请求带领人们治水，并要求舜派皋陶、伯益父子为助手。禹首先来到父亲的流放地也是水患最为严重的羽山地区，经过周密考察认为：沭河为淮河水系，羽山水患主要由沭水形成，治沭水必凿马陵。禹采用伯益凿山洞、疏河道、引流而下的技术和方法，并以伯益为主要施工组织指挥者，决定凿穿南北走向的马陵山，将沭河流域北来之水从山东引向山西，沿马陵山西南下下入淮。
《尚书。禹贡》记载：“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蓺。”东至海滨，北到泰山，南及淮河，为徐州之域，其境内的淮、沂二水已得到治理；蒙山、羽山一带皆可以耕耘。说的就是治理羽山水患以后的事情。
据《郯城文史资料》记载：原马陵山由北向南，起伏曲折，连绵数百里。沭1<；沿东麓滔滔南流，至郯城东马陵山处不能通行，禹治水时率众凿石开山，引沭水西流。《水经注》载：“禹凿马陵以通沭水。”凿开的山口宽约一里．为东西走向，切南北走向的马陵山三座山头全长约十里，后人称该山口为“禹凿山口”。
在实地考察“禹凿山口”时，山南头村一老人言：
上古时大禹的父亲因在这里治水没成功，被流放到东边十多里处的羽山，后来死了，大禹很痛心，一接受治水任务后，带着一个专管开山的大头领叫大益来到这里，要治住羽山一带的水灾，沿沭河来到这里向南一看，水势浩大，遍地汪洋，问道：“前边是什么地方？”当地人说：“前方七贤。”说的是前方有个叫“七贤”的村子，禹听成“七县”，就说：“能凿三山，不淹七县。”遂安排大益带领部落所有人上阵，凿开三座山头，引水向西折弯南行。从此，羽山一带再无水患。
虽是民间传说，但与史籍相印。另七贤庄现在羽山南约十公里，距郯城约八公里属江苏东海县，考古曾经发现大贤庄村旧石器时代遗址，而与其相邻的郯城县大尚庄村亦于1984年发现过龙山文化遗址和西周遗址。
禹凿三山后，为逼沭水南下，在山口西筑一石台，以镇水势西侵之害，后人称此台为“禹王台”。《郯城县志》载：“沭河西来之水，受禹王台遏止，折而南下，积年累月，相安无事。”后人还于清雍正年间在禹王台上建“禹王庙”，官府拨地四十亩以供香火。
从史书、志书记载和民间口头流传看，目前尚存地名，佐证历史事件的地理位置，说明伯益协助大禹治水，功不可没；郯城东六公里处凿山疏水处是禹和伯益治水的重大项目，是他们治“羽山”周围水患、使该地域能耕耘的关键工程。
伯益卒于何年不详，据《史记·夏本纪》载：“……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史记正义》又说：“阳即阳城也。《括地志》云：阳城县在箕山北十三里，又恐箕字误，本是嵩字而字相似，其阳城县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则为嵩山之阳也。”
可见《史记》记载与《史记正义》就有争议。《竹书纪年》有夏启代益为后．“益干启”为启所杀之说。据徐氏族谱、张传玺《中国通史讲稿》等资料和《中国历史地图集》记载：禹以天下授益后，启联络各诸侯欲夺之，伯益无奈，“避于箕山之阳”，此箕山应是“箕国”之箕山，现在沂水县境，莒县正北（据《临沂地区志》记载：箕，西汉置县。为侯国。治所旧址在今莒县城阳镇北46。5公里大沈庄）。其理由有三：
一是此箕山是东夷部落的势力范围，伯益是东夷部落的首领，这里是自己的老家；
二是既然是“避启”，就不会离夏的都城（阳城或阳翟）太近，“箕国”之箕山在东夷，伯益完全可以避开启的迫害和嫉妒；
三是箕山是沭水的发源地，伯益协助大禹治“羽山”水患时，曾考察过这里。
据《郯城县志》记载：“沭河在县东十里，发源于沂水县习匕沂山连麓之大弁山，东流而南，受岘山、箕山之水……南循马陵山入入郯城，由山口穿峡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