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将G47定为主棺，除了它是唯一的具有棺和椁两重高等级葬具外，很大原因在于在它外面发现的那件金器，它表面捶揲着里（3条）、中（5条）、外（7条）３层共15条龙的图案，标志着墓主人的显赫地位。按周代礼制，祭祀或宴飨时，天子使用九鼎八簋（guǐ），诸侯使用七鼎六簋，士大夫及普通平民也都有严格规定，不得僭越。使用“七”组龙纹的级别应该相当于诸侯王一级。无独有偶，在安徽省蚌埠市双墩1号春秋墓中，也发现了几件属于东夷集团钟离国国君的圆形金器。它们表面装饰有多组龙形纹饰，只是尺寸比李洲坳的小。拥有该金器的李洲坳古墓主人可能是一方诸候，而箔片的圆形形状又让人联想到先民的太阳崇拜，这与三星堆青铜器和钟离国君墓葬中箔片的造型非常相似。安徽省文物局局长李修松在分析双墩1号春秋墓时认为：“徐国属于东夷的一支，整个东夷是太阳崇拜的。他们认为天是圆的，天里面最高的神是太阳神，而太阳神正是东夷人的首领。”李洲坳古墓的这块金箔制作成象征太阳的圆形，它正代表了古人崇拜的太阳图腾，这也可能是一个国家的标志。在等级森严的时代，龙的图案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使用的。但是在李洲坳当地的文献中，没有任何有关于两千五百年前诸侯王的记载，江西在东周时期只有赣北地区有两个县，离这里很远。在交通运输极不发达的年代，很难想象一个诸侯王会把他的墓葬安排在如此偏僻而遥远的地方。墓主人到底是中原系统的王侯、贵族，还是南方先民的酋长？
从江西地形图上可以清晰看出，靖安属于赣北偏西的潦河流域，东面紧邻安义县和南昌市，为鄱阳湖平原向丘陵过渡地带，西部为九岭山余脉的山地。其中面向东部地带的丘陵山地过渡地带，河流众多，河谷盆地密布，非常适于人类居住。古墓发现之后，考古工作者在墓葬周边十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了拉网式的密集调查，调查结果令人震憾！80余个从新石器时代到东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遍布大小山包，一座30余万平方米的大型周代城址也奇迹般地被探测了出来。这一切都表明，李洲坳东周墓葬的存在绝非偶然，它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就像拼图游戏有了新的线索，人们很自然把它和1888年以及1979年两次在这一带发现的徐国青铜器联想到一起。
追寻徐国的踪迹
东周时期，江西处于吴头楚尾地带，靖安县恰恰处在吴楚交接的区域。考古发现表明，靖安一带的古文化面貌主要还属于南方越人系统，并受到楚文化的强烈影响。从政区划分，这一带应属楚之东境。
就在这“楚之东境”，竟然曾经发现过３批“身在楚营心在徐”的徐国青铜器，难道这次李洲坳古墓也是徐国与徐人的作品吗？
这３次发现的第一次是清光绪十四年（1888）。江西高安县城西45里村前市山坡出土徐国铜耑（duān），上面刻着"徐王义楚"的史事，证实了《左传》中所载 “徐子义楚，遣使者访问楚国”的真实性。
第二次是1979年，在和李洲坳处在同一盆地的李家村，曾经出土过３件徐国青铜器，两地相距不到五百米。３件青铜器系出自一小型窖藏之中，属于徐国第三十二代国王义楚的生活用品。其中一件盥盘，口径37.6厘米，重4.5公斤。器物表面装饰纤细规整的云雷纹、蟠虺纹等。在盘内底部有两行铭文：“徐王义楚，择其吉金，自作盥盘”。另一件是炉盘，重达16公斤，器表满饰工整的蟠虺纹，状似云雷纹组合，铭文刻在盘内底部中央，共有18个字：“雁君之孙徐令尹者旨荆，择其吉金，自作卢（炉）盘”。还有一件是枓，形状似今日的炭箕，有柄，重5公斤，枓底和两侧有排列整齐的方形孔99个，全器素面无铭文。
第三次是2007年5月在江西省安义县城工业园区出土了簠（fǔ）、盧（lú）、簋（guǐ）、洗、壶、盒、三足盘、盝（lù）顶形祭器等8件青铜器，其中有一件盝顶形祭器与浙江绍兴出土的另一件徐国器物无论是造型还是装饰风格都比较相似，可能也是徐国的青铜器。
３批青铜器的出土，特别是水口李家村青铜器的出土具有特别意义。李洲坳墓葬发掘之后，我们对1979年发现青铜器的地点进行了重新勘查，对原推测的遗存性质进行了重新分析，结果发现，李家村铜器应为一处祭祀遗迹，而李家村村后现在还保存有2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群，并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石器，其规格尺寸均暗示这是一处高等级的遗址。
３件带有徐国铭文的青铜器，出土于祭祀台之上，周围又有大型的聚落遗址，不难想象，这些聚落遗址与徐国铜器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而李洲坳墓葬特殊的结构形式、埋葬习俗，均与以往的考古发现无法对应，显示出墓葬本身所代表的一种新的文化因素。特别是主棺外部出土的圆形金器，与同处东夷集团的钟离国出土圆形金器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夏代伯益因为辅佐禹治水有功，其子若木受封于徐（今山东中南部，郯城一带），建立领地，这就是徐国的创始。周代史籍把淮河中下游一带的夷族称为徐夷或淮夷。春秋晚期，直到周敬王八年（前512年），徐国在与楚、吴等列强的争斗中分崩离析，南迁流居于江淮及以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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