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整根原木做棺的形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2000年在四川省成都市商业街发现的船棺葬。那是战国时期蜀国的一处家族墓地,其中的船棺也是采用整根原木制作的。这一共同点也许是植被茂盛的南方地区共有的现象,但它们的不同点也很明显,商业街船棺葬是多代蜀王的家族墓、以木架支撑墓底的多次葬,李洲坳墓葬则是一次葬、土坑墓葬、带有墓道并且在墓底分区以膏土作底、夯打并火烤。诸多相异之处又将我们的思路打散了。
我们又把视线落到棺内出土文物上,每个棺木中都有纺织器具出土,形状各异,种类繁多,大多数棺木中都有织物出土,而且有5人穿着华丽的丝衣。也许她们全是纺织女工,虽然地位不高,但可以利用巧夺天工的手艺为自己织造美丽的衣服;也许是织造局里的一个纺织工坊,这个工坊整体地被埋在这个地方了。就像秦始皇陵的兵马俑,专业化的骑兵、步兵被整体埋在一个坑里。那么随葬的纺织工具和小型加工工具是她们亲自用的呢,还是专门用于随葬的呢?
位于江西省鹰潭市的龙虎山越人崖墓,在1978年开始的发掘整理中,也发现有作为随葬品的竹笥(sì),竹笥里面盛放着小型的纺织工具和小型的刻刀、小型的青铜加工工具。湖南地区的越人墓也有这种现象,所以当时南方的越人集团中,可能普遍地随葬这种物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种风俗应该是南方地区越人的一种随葬风俗或共同喜好,而不是说她们一定就是纺织女工。
目前为止,没有发现这批死者生前有被捆绑痕迹,也没有发现这些骨头上有任何的砍砸痕迹,或者是利器砍伤痕迹。所以她们不是在战争中被集体杀戮的。编号为G25的棺木内的人骨遗骸保存得最完整,而且姿势也非常奇特。骸骨向右侧卧,左腿架在右腿上,右手顺势枕着头部,仿佛很舒适的睡着了。这样的动作显然不是自然死亡的状态,而是在下葬的时候刻意摆放的。最大可能就是殉葬,是为一个地位相当显赫的人物陪葬。否则姑娘们为何在花季同时死亡?又被集体安葬于此?
这又把我们引向了另一种猜测。1977年,在湖北随县发现的战国早期墓葬曾侯乙墓中,有21位女性陪葬,她们的年龄在13至25岁,是曾侯乙的妻妾。尽管曾侯乙墓中陪葬的人数要远远地少于李洲坳大墓,但是它的随葬物品却让李洲坳大墓望尘莫及。它出土的随葬器物达到一万五千多件,其中包括中国古代最为庞大的乐器——一套共64件的曾侯乙编钟。而李洲坳古墓中除了发现一件金器和少量玉器之外,就只是在小棺木中找到的一批青瓷器,还有一些小的铜鼎。不仅数量极少,而且质量相当的普通,基本没有象征身份地位的青铜礼器和乐器。
如果按照曾侯乙墓的妻妾陪葬思路,那么李洲坳大墓的陪葬人数是曾侯乙墓的两倍还要多,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应该比曾侯乙高。如此众多的陪葬人数的背后,随葬物品不应该似这般寒酸:拥有生杀大权的王侯,能够将自己生前的爱人一个不少地带入地下,为什么不带走代表他身份地位的礼乐重器呢?
陪葬品的寒酸使人们不由得对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产生怀疑,他真的会是一个掌握着巨大权力和财富的诸侯王吗?李伯谦教授认为:墓主人身份不会很高,或许就是纺织女工的首领,或许是为国君负责纺织工作的官员。也就是说,这个古墓并不是独立的墓葬,而只是一座大型墓葬群的陪葬墓。墓主人虽然地位比较高,但有可能也是殉葬而死的。
在清理内棺的时候,我们发现11具尸体的腰腹部有夏天才能吃到的香瓜籽,说明这批人是死于夏季,而且是吃了香瓜之后、没有排泄之前死亡的。这也进一步说明整个墓穴里的47具棺木是在同一时间、同时死亡、同时下葬的。
这是一次多么浩大的工程!这又是一场多么隆重的葬礼!从墓地营建到准备棺木、入殓、下葬、封埋,到最后形成封土山,这个过程耗费的人力、物力,所动员的社会资源是非常巨大的。按照工程量估算,即使用现在的挖掘工具,仅墓穴的营建都要一万个工人以上。抛开无法解释的葬俗不论,在淫雨纷飞的南方夏季,短时期内能够动用成千上万的劳动力分工合作,完成这项工程,起码说明这个墓葬的背后有一个很强大的政治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