胞弟徐大发出生于1933年5月，卒于1999年10月28日上午5点30分，享年66岁。
徐大发弟幼年时天生聪慧，爱学好动，深得父母喜爱。因他出生年龄在我辈姐妹中最小，虽很少与我们共同玩耍，由于他活泼可爱，很逗我们欢喜。他七岁开始上学，那时因沙市被日冠侵占，姐妹中大多数都离家外出避难，直到抗战胜利，回家才与他才有所接触，故对他幼年的情况知道甚少。后来常听家人介绍，他少年老成，知情明礼，和睦街邻，勤奋学习，助人为乐，上进心强，热爱新生事物，各方面表现都很突出。
抗战结束，我们离重庆回家时，他已在沙市晴川中学读初中，平时与同学相处很受爱戴，在校表现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常得学校好评，老师喜爱，曾被当选为学生会领导成员，沙市快解放时，他随家中人等迁居重庆续读中学，经过数月重庆获得解放又回沙市学校参加民主改革，户口登记等社会宣传活动，深受地方军管单位表扬。时到1951年春，国家号召在校青年参军，他积极报名，得到批准，参军被分配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结业后派到北京解放军总政宣传部任保密员工作，1956年调总政兵役部任助理员；1958年回宣传部任资料员，同年4月派往福建对台前线下连队当兵荣立三等军功一次；1959年调回在总政直属政治部至1969年先后任秘书、组织干事职务。此期间中，与吴香芷在北京结婚，1962年生女儿徐宇红，1964年生子徐一兵。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制造了“总政阎王殿”大冤案，大发因受冤案牵连， 1970年1月被总政军管小组作复员回家处理。回到沙市后从1970年到1975年9月在沙市电机厂任政工副组长。当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经手清查厂内钢派头头张家顺在文化革命中所犯罪行案件，将其隔离交待，因看守不严，张连夜逃出，跳河自杀。事后其家属联合社会上原钢派人员到电机厂对大发兴师问罪，闹得大发不能回家。为避免他们的粗暴行为，厂方授意躲藏拒见，那些人找不到大发后竟毫无根据的的大造攻击言辞，在市中山路粘贴大字报，胡言乱语的大肆污蔑，说大发转业是被押送回籍的，又说大发家是伪保长出生，一时闹得满城风云。事后在公理正义下，终于得到了平息，被调到市机电工业局政工科任副科长。
1978年，参加了五七干校学习半年回局，得到总政对过去冤案的彻底平反，将他由复员改为转业，并恢复级别待遇，同时还补发了少给的十年工资，职务改任为市工业局政治处副主任、局党委委员；1981年升任成局党委纪委副书记，又调到基层仪器仪表公司任党委书记等职务，并承担工业局编写沙市工业?工作；1986年10月调市第一机床厂直到1989年12月因身患糖尿病并发症被截肢，一直在家休养。在工业局工作和在家病休期间，他不仅把精力放在事业上和与疾病作斗争中，也致力关心安排筹划处理一些的家事，1981年一兵到省公安学校学习，结业后回沙市到公安局参加工作；安排香芷调换工作单位；一兵、宇红婚嫁生子等，在他精心安排下都办得很圆满。由于他个性好强，性格倔强，一贯不甘人后，自患病截肢后，思想上所受打击很深，认为自己已是残废人，一切竞争上进的愿望都化成泡影，从而产生悲观失望的心情，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始终得不到解脱，加之失去右腿行动不便，终日蜗居在一间房子里过着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生活，薄言寡语，缺乏交流，更添上了一些苦闷，长期处于心情不佳境地，更在无形中加速了病情恶化，加上企业改革效益不佳，大发医药治疗均得不到保证，生病仅十年就含着忧伤离开了人间。
回顾已往，大发弟留给我良好的印象较多，他一生为人心地善良，勤奋好学，生活简朴，善于立家敬业，深得与其交往的亲朋好友爱戴，如不遇上疾病和挫折，凭他的聪慧才智是可以创建一翻事业的，他无论在部队还是到地方，工作都非常出色，尤其他擅长写作和言辞，早已得到各级领导的青眯，几次准备提拔重用，他在做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独有一套，且仔细认真，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至今仍念念不忘。发弟一生可说是奋斗的一生，他从家门走向社会，在工作上争得了荣誉，给家里带来了光彩，是我辈的一位好兄弟。
可叹是他毕生所具有的智慧和能力，却因中途遭遇波折而埋没，未得到发挥就离世永别，令我们大家非常想念和挽惜，但他所做的事绩都留在我们心中永不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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