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昆山望族的兴衰大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明初备受打击的豪族，以沈万三和顾德辉家族为代表。
朱元璋在平定苏州后，为了巩固明王朝在苏州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措施。其中一项是铲除豪族，这些豪族包括大地主、大商人和元朝旧官吏，他们与元朝政权或张士诚政权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如沈万三家族，曾经在经济上资助过张士诚，并且与元政府也有密切的关系。“张士诚据吴时，沈万三曾遣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燕京”。明朝建立后，沈氏又“以龙角来献，侑以白金二千锭，黄金二百斤，甲士十人，甲马十匹，并建南京廊坊、酒楼，甃阶造铁桥水关，费巨万万计。时方征用人才，以茂为广积库提举，旺为户部员外郎。”沈万四的曾孙玠也成为朝廷的官吏，“当时命选大户为京官六曹，得万四曾孙玠，为户部员外郎。”沈氏由于具有雄厚的经济势力，由前朝的商贾之家摇身一变为新朝的官员，但这种情况并未维持很久，灾难很快就接踵而至了。约在洪武四年到六年之间，朱元璋“释秀（万三）戍云南”，同时籍没其家产，这是第一次打击。洪武十九年春，“兄至以户役故缧绁秋官，时伯熙亦获戾京师，适与兄同系狱。”而伯熙出狱后不久就病死于京，这是第二次打击。“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学文坐胡蓝党祸，连万三曾孙德全等六人并顾氏一门同日凌迟”。他们的家产也都被籍没，这是第三次打击，此次的打击最为沉重。至此沈氏族人不是被遣戍，就是被杀，其家财亦被鲸吞殆尽，或作为建设京城的资金，或纳入国库，田产则成为国家的官田。
以元朝旧官吏为代表的豪族则被纷纷迁徙。例如，顾德辉，字仲瑛，别名阿瑛，“昆山人，家本望族。少时豪侠好义，轻财结客。三十始折节书，举茂才，署会稽教谕，力辞不就。筑玉山草堂于邑，园池亭榭声伎之盛誉天下。一时名士如杨廉夫、黄子久、倪元镇等皆从之游。”其“子元臣于至正末为元水军副都万户。”顾德辉也因此封德辉武略将军、飞骑尉、钱塘县男。朱元璋平定吴地后，德辉“以元故官，并徙濠梁，洪武二年卒，年六十。”卢熊，字公武，“元末为吴县训导，洪武初以故官迫遣赴京。”“元时萧墅张氏世为万户府官，专督海运。洪武改元，虑张氏族大，徙置边郡。”由上可知，明初政府从政治和经济上打击豪族，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统治，但其方式是残暴的，违反了历史的潮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终也是行不通的。历史证明，要发展经济就要保护商人家族的合法权益，不能因为其“富可敌国”就借端屡加打击。
第二阶段，从明前期到清乾隆中期，科举家族繁荣昌盛，出现一些具有全国影响的望族。
据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选举表一》小序说：“邑中自宋迄国初，科名之盛照耀区寓，洎乾隆中叶以来，登甲第者逊于往昔。”另据范金民先生统计，明代昆山的进士是189人，位居苏州所属州县的第二位，清代进士有56人。因此将科举家族兴盛的下限确定为清乾隆中期。由于明初仕途异常险恶，所以“人不乐仕，至有州县上其名，里胥坐其门匿而不肯就者”。然而在洪武十八年（1385）昆山却走出了第二位进士——王逊，这标志着明朝昆山第一个科举家族的出现（王逊的儿子王復为宣德庚戌会试第七名，王逊的玄孙王同祖是正德辛巳进士，王逊的六世孙炳衡是隆庆辛未榜进士，炳璿万历甲戌登进士榜。其七世孙王在公为万历甲午举人，王逊九世孙王棨又为崇祯庚午举人，王逊的十一世孙王焜是康熙丙子举人）。嘉定著名的学者王鸣盛（王焜始迁嘉定，王鸣盛是孙子）亦是其后裔，王鸣盛是乾隆甲戌进士第二人。由此又确定了明代科举家族兴盛时期的起点。
自从第一个科举家族出现后，新的科举家族不断涌现，它们是：王鑑家族（明天顺年间至嘉靖年间）、王侨家族（明成化年间至嘉靖年间，元州学正王梦声裔孙）、王三锡家族（明嘉靖年间至万历年间，元州学正王梦声裔孙）、王秩家族（明成化年间至崇祯年间，元知州王安贞裔孙）、卢熊家族（明宣德年间）、吴凯家族（明永乐年间至成化年间）、昆山许氏（明嘉靖年间）、千墩夏氏（明永乐年间至万历年间）、雍里顾氏（明弘治年间至清乾隆前期）、吴家桥周氏（明嘉靖年间）、周伦家族（明弘治年间至正德年间）、张情家族（明嘉靖年间）、千墩顾济家族（明正德年间至万历年间）、石浦叶盛家族（明正统年间至清乾隆前期）、石浦张和家族（明正统年间至正德年间）、柴奇家族（明正德年间至万历年间）、归有光家族（明成化年间至万历年间）、徐申家族（明弘治年间至清道光年间）、方鹏家族（明成化年间至嘉靖年间）、朱文家族（明成化年间至隆庆年间）、李宪卿（明嘉靖年间）、李同芳（明万历年间）、许承周家族（明隆庆年间至天启年间）、张宪臣家族（明嘉靖年间至崇祯年间）、魏校家族（明弘治年间至崇祯年间）、真义赵氏家族（清嘉庆年间至光绪年间）等。
在这一时期中科举望族的发展又有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明弘治时期，“至弘治间，五科三状元，为四方所称。”第二次高潮是在清初的顺康雍时期，“近己亥（1659）至癸丑（1733），一状元三探花，六科四鼎甲，亦前此所罕见也。”据清康乾时期的王应奎说“昆山巨族，在前明时，推戴、叶、王、顾、李五姓。迨入本朝，而东海氏兄弟三人并中鼎甲，位俱八座，子姓亦取次登第，一时贵盛甲天下，而前此五姓则稍衰矣。邑人为之语曰：‘带叶黄姑李，不如一个大葧脐’，以带音同戴，黄音近王，姑音转顾，脐音近徐，故俗谚云尔”。这粗略地反映了昆山望族演变的历史：在前明时，最大的五个著姓望族是戴、叶、王、顾、李五姓，而在清初时徐氏则兴盛起来，一跃成为昆山巨族之一。尤其是他们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例如，徐氏称“国朝时，我少宰晜弟司寇相国三公接踵起，科甲鼎盛甲天下。”又如叶氏被认为是“天下望族”，另外昆山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顾鼎臣、顾天埈、顾起元、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朱柏庐、归有光、王同祖、王鸣盛、叶盛、叶方蔼、毛澄、朱希周等。
第三阶段，从乾隆中叶到清朝灭亡，科举家族衰落为只有县域影响的地方望族。
从总体上来说，在这一时期，科举家族从鼎盛走向了衰落，虽然不能像以前那样具有全国性的影响，但在县域内仍具有相当的影响。例如昆山徐氏说：“嘉道以来，科名渐灭。”安阳支王氏说：“科甲虽逊于前，而一领青衿相承勿替。”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昆山的科名衰落了呢？据道光《昆新两县志》称：“相传行家言，谓玉带河不可塞，学宫红墙不可使民家蔽之，西仓小桥不可用石堍，而山中巧石尤不可过为开凿。以近事征之，颇验。”此种说法是从封建迷信的角度进行了解释，然颇不正确。
通过对于相关材料的研究，可以从中找到合理的解释。总的说来有两个原因：首先，嘉道以来，昆山地域经济发展趋于迟滞，丧失了科举考试的经济基础。首先经济发展上已经没有新的增长点，而原有的棉布销路不仅未增反而减小。据《信义志稿》记载：“布业风气最坏，销路为洋布所夺，织工不思改良，反缩减工料，希图偷售，偶不遂意，辄聚数十百人闹庄。现惟姜巷、王家港有布庄两家，余俱闭歇。”其次，乾隆中叶以来，人口大量增殖，在生产力不变的情况下，大量增加的人口导致生存竞争的激烈，从而致使居民的相对贫困化。陶煦说：“近地之人在镇者业商贾习工技为多，在乡者鲜不务农，然农亦贫，而工商因之亦贫，其故在田租之重，又益以十数年来之谷贱也。”再加上水旱疾疫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与兵燹的困扰，据《信义志稿》记载：“乾隆五十八年癸丑春，久雨伤麦……夏，大水，禾苗渰没，秋复虫灾……嘉庆九年甲子五六月淫雨兼旬，田禾尽渰……道光元年辛巳夏秋之交阖郡大疫……道光三年癸未夏五月望后大雨浃旬，水涨七八尺，禾苗俱沉水底……道光二十年庚子偏灾迭告，户鲜盖藏，壬寅春花歉收……道光二十九年已酉夏五月大雨倾注，昼夜不息……咸丰六年丙辰夏大旱……同治二年秋八月大乱初平，继以大疫……光绪十五年乙丑九月大雨兼旬，成熟之稻沉浸水中……二十八年壬寅春喉痧盛行，民多骤死且传染甚速。”正是这些不利因素使昆山丧失了科考的经济基础。
第二，社会风俗的改变与传统向近代转型时期选择职业的扩大。由于科举竞争的激烈，不少人选择了从商。例如，成书于清乾隆三十五年的《陈墓镇志》提到“贸易者易于养家，读书者难于糊口，故读书少而贸易多。”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进入中国，士人有了更多的职业选择。例如，昆山庠生王韬离开传统“设馆授徒”的职业，“遂于1849年9月接受邀请，来到上海墨海书馆。此后，他与麦都斯一起工作”，成为麦都斯的中文助手。主要是帮助麦都斯翻译中国儒家经典。又如赵元益，字袁甫，号静涵，新庠生。江南乡试戊子（1888）中式第二十六名举人。庚寅（1890）奏派英法意比四国随员。1869年应无锡徐寿的邀请到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从此他开始翻译大量的书籍。据《赵氏家乘》卷十五《著述目》统计，其译书有25种之多。
（昆山文化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