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勉成才与家风的熏染和家庭教育密不可分。在梁代，徐勉一支并不显达， 但是徐勉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从小就喜好读书，能吟诗作文，并有很高的 理想。徐勉的成才还与国学教育有关。永明三年南齐开办国学，在同族徐孝嗣的 推荐之下，徐勉进入国学，接受了系统化的儒学教育，这为他成才与发展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一、“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家庭教育
在梁代，徐勉一支并不显达。徐勉的祖父徐长宗为宋武帝霸行参军，父亲为 南昌相，皆官职低微。不仅如此，徐勉早年丧父，“早历清节”，生活比较清贫。 虽然祖辈、父辈没有给徐勉留下万贯家产，却储存了令他终生受益的精神财富。 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徐勉的名字。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特别重视为子女起“名”、 “字”，“名”、“字”常常寄托着家族对后生的希望和祝福。“徐勉，字修仁”，从 徐勉的名字我们看到，徐氏家族希望这个后生能够勤恳勉励、修仁蕴义，做一个 堂堂正正的君子贤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徐氏一门崇尚道德、尊儒重教的醇厚 家风。关于家族的优良家风，徐勉在其《诫子崧书》叙述得更加清楚： 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贫素……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禄，可谓备 之。每念叨窃若斯，岂由才致，仰藉先代风范及以福庆，故臻此耳。古人所 谓“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又云：“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 详求 此言，信非徒语。吾虽不敏，实有本志，庶得遵奉斯义，不敢坠失。 [1] 徐勉简单的将家风归纳为两点：第一，以“清白传子孙”；第二，“遗子黄 金满籯，不如一经”。 徐氏家风对徐勉产生了深刻影响。“清白传子孙”使徐勉为人轻财尚义，为 官清白正直。史传中多有记载： 勉虽居显位，不营产业，家无蓄积，俸禄分赡亲族之穷乏者。 [1] 姚思廉．梁书·徐勉传（卷二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3：383-384．131 所以显贵以来，将三十载，门人故旧，亟荐便宜，或使创辟田园，或劝 兴立邸店，又欲舳舻运致，亦令货殖聚敛。若此众事，皆距而不纳。 常与门入夜集，客有虞皓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谈风月， 不宜及公事。”故时人咸服其无私。 “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在这种优秀家风的影响下，徐勉“少而励志， 发愤忘食，修身慎行”，很小就能读书习文，显现出神童般的神思和文采。“年六 岁，时属霖雨，家人祈霁，率尔为文，见称耆宿。”在家人的鼓励下，徐勉更加 努力。“及长，笃志好学”。徐勉的族人徐孝嗣，当时为南齐司空，他曾深深赞叹 说：“此所谓人中之骐骥，必能致千里。”又尝谓诸子曰：“此人师也，尔等则 而行之。”因此，徐勉能够成长为一代学问家、文学家，与这种优良家风、学风 的熏陶以及家族的教育、鼓励是分不开的。
二、“下帏专学”：
国学教育 徐勉的成功还得益于国学教育。徐勉因族人徐孝嗣的荐引入读国学。在国学， 徐勉“下帏专学，精力无怠”，两年后，“射策高第”，为后来为官为学打下了重 要基础。
1．入学年龄考
关于徐勉入学年龄的记载始于王僧孺。王僧孺在《詹事徐府君集序》中说： “年十八，见召为国子生，曳裾持卷，实华庠璧……” [1] 而《梁书·徐勉传》中 没有明确记载，只是说“起家国子生”；之后，《南史·徐勉传》有与王僧孺相同 的记载，“年十八，召为国子生，便下帏专学，精力无怠。”当然，李延寿很有可 能是参考了王僧孺的《詹事徐府君集序》。那么，王僧孺关于徐勉入学年龄的记 载是否准确呢？要弄清楚这一问题，首先要看一看徐勉是哪一年入学的。 南朝国学时废时立，很不正常。南齐建国后，齐高祖萧道成欲置国学，于建 元四年开始筹备，但不久又因为高祖驾崩而废止。 建元四年正月，诏立国学，置学生百五十人，其有位乐入者五十人。生 年十五以上，二十以还，取王公已下至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 [1] 王僧孺．詹事徐府君集序[A]．见严可均．全梁文（卷五十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49．132 领护诸府司马咨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见居官及罢散者子孙。悉取 家去都二千里为限。太祖崩，乃止。 [1] 南齐国学真正建立招生是在齐武帝永明三年。 永明三年正月，诏立学，创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员外郎之胤，凡置 生二百人。其年秋中悉集。 [2] 因此，南齐国学真正创建于永明三年，即 485 年。就是说，徐勉最早这一年 入读国子学。那么，这一年徐勉多大？ 《梁书·本纪三》载：“大同元年……十一月丁未，中卫将军、特进、右光 禄大夫徐勉卒。”又《梁书·徐勉传》曰：“大同元年，卒，时年七十。” [3] 古人 多以虚岁记年龄。以此推算，徐勉死于梁大同元年即 535 年。如果《梁书》记载 无误，那么，徐勉生于 466 年。所以，永明三年（485）徐勉虚岁二十岁。这样 王僧孺关于徐勉“年十八，见召为国子生”的记载就不准确。 我们再来看王僧孺其人。僧孺，东海郯人，与徐勉是同乡；生于 465 年，与 徐勉年龄相仿。徐勉为国子生时，恰僧孺为太学博士，二人很有可能为师生；国 学毕业后不久，徐勉也为太学博士，二人可能为同事；之后，二人更多年为同僚， 关系很好。从这些情况看，王僧孺对徐勉应该是很了解的，王氏记载似乎不该有 问题。可是如果王僧孺记载无误，那大同元年徐勉死时应该六十八岁，而不是七 十岁。一方是官方记录，一方是熟人详载，那么到底孰是孰非？因为没有更多的 材料，我们不能妄下结论。 不过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双方都记载无误。 首先，从《梁书》记载看，徐勉卒于“大同元年十一月丁未”，已近年末。 很有可能徐勉实际生于 467 年初，卒时早已过了生日。因此，时人本着对功臣的 怀念之情，便在六十八岁的周岁上加上两岁，以示对功臣的尊敬和慰藉。而如果 这一推算不假，那么，徐勉在 485 年入国学时，虚岁十九，周岁十八。而王僧孺 在为徐勉写序时，为了凸显徐勉“早照珪璋”之姿，却又故意使用周岁纪岁，于 是有了“年十八，见召为国子生”的记载。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想，事实如何，尚 待详考。我们在下文涉及到徐勉年龄时依然遵循官方记载。
[1] 萧子显．南齐书·礼志上（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2：143．
[2] 萧子显．南齐书·礼志上（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2：143．
[3] 姚思廉．梁书·徐勉传（卷二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3：387．133
2．徐勉入国子学得益于族人徐孝嗣的推荐和安排
徐勉门户较低。以其门户，徐勉进入国子学比较困难。我们认为，徐勉能够 进入国学，可能得益于族人徐孝嗣的帮助和安排。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国学的入门条件。 国子学创立于西晋武帝时期，开始隶属于太学。汉末魏晋时期，社会动荡， 许多人为了逃避赋役而进入太学，太学人满为患，教育功能严重削弱。而高门子 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 [1] 为了巩固统治，维护门阀士族的利益，西晋始于 太学之外创立国子学。“晋初太学生三千人，既多猥杂，惠帝时欲辨其泾渭，故 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 [2] 因此，国学设置的目的完全 是为了满足高门子弟教育的需要。因此，两晋国子学的门槛很高。到了南朝，入 学门户已有所降低。“建元四年正月，诏立国学，置学生百五十人……取王公已 下至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领护诸府司马咨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 治中等、见居官及罢散者子孙。”又“永明三年正月，诏立学，创立堂宇，召公 卿子弟下及员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其年秋中悉集。” [3] 阎步克在其《南齐 官品拾遗》中说：“著作郎、廷尉正、六品官；太子舍人以下均七品以下官。”尽 管南齐有如此明确的降低入学资格的规定，但实际上，从正史所见国子生身份来 看，当时时期国子份依然以高门为主。例如，《梁书》所载南齐国子生共十四人， 分别是萧洽、江茜、孔琇之、诸葛勖、贺玚、徐勉、丘仲孚、钟嵘、钟岏、蔡撙、 蔡寅、卞华、司马褧、谢几卿。其中只有贺玚、徐勉、丘仲孚三人门户最低。这 三人怎样入国学的呢？首先，贺玚能进国学是当时鸿儒沛国刘瓛的推荐。“齐时 沛国刘瓛为会稽府丞，见玚深器异之。尝与俱造吴郡张融，指玚谓融曰：‘此生 神明聪敏，将来当为儒者宗。’瓛还，荐之为国子生。” [4] 而且贺玚入学时已经三 十三岁，根据南齐国子生“十五以上、二十以还”的规定，贺玚绝对是“破格录 取”。丘仲孚何以入国学不得而知，其成绩很好，但仕路偃蹇，“丘仲孚字公信， 吴兴乌程人也。少好学，从祖灵鞠有人伦之鉴，常称为千里驹也。齐永明初，选 为国子生，举高第，未调，还乡里。家贫，无以自资，乃结群盗，为之计画，劫
[1] 吕思勉．读书札记[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901．
[2] 萧子显．南齐书·礼志上（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2：145．
[3] 萧子显．南齐书·礼志上（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2：143．
[4] 姚思廉．梁书·儒林传（卷四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3：672．134
掠三吴……” [1] 我想，丘仲孚“举高第”却“未调”恐怕还是门第的原因。徐勉 “祖长宗，宋高祖霸府行参军。父融，南昌相”，这样的门第很难取得入门资格。 我认为徐勉的入学得益于族人徐孝嗣的帮助。 第一，徐孝嗣对徐勉相当赞赏。“此所谓人中之骐骥，必能致千里。”又尝 谓诸子曰：“此人师也，尔等则而行之。” [2] 家族中出现“能致千里”的“骐骥”， 自然是家族的希望和骄傲。因此，作为家族中德高望重的人物，徐孝嗣自然乐于 帮助这一优秀的家族后生。 第二，永明年间，徐孝嗣是齐武帝信任的大臣，“世祖深加待遇” [3] 。如果 国子生身份必须由皇帝谕旨，徐孝嗣能够为徐勉进上一言。 第三，永明年间下诏立学，王俭被任命国子祭酒。而徐孝嗣与王俭是至交。 二人常常诗歌赠答，感情融洽。作为国子祭酒，“招生”为分内之事。徐勉虽然 门户不高，可是也基本上符合南齐规定的入学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由徐孝嗣向 祭酒推荐一下，事情自然水到渠成。 第四，王俭对徐勉很赞赏。《梁书·徐勉传》曰：“起家国子生。太尉文宪公 王俭时为祭酒，每称勉有宰辅之量。” [4] 《南史·徐勉传》也载：“祭酒王俭每见， 常目送之，曰：‘此子非常器也。’每称有宰辅之量。” [5] 徐勉被王俭欣赏，既与 徐勉个人努力有关，可能也得益于推荐人徐孝嗣与王俭的特殊感情。 国学教育是徐勉成功的基石。从政治层面上说，这张来自国家最高学府的“毕 业证”，是他走向仕途的最重的砝码；从文化层面说，数年的国学教育使徐勉增 长了知识，增加了才干，为日后为学作文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所以，从这个 角度说，徐勉的成功有个人的努力，也离不开家族的支持。
3．徐勉国学师承考
国子学是魏晋南北朝时的最高学府，代表着当时教育的最高水平。由于国子 学主要是为门阀弟子而设，所以，国子学的教官都是经过国家精心挑选的。如，
[1] 姚思廉．梁书·良吏传（卷五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3：770-771．
[2] 李延寿．南史·徐勉传（卷六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5：1477．
[3] 萧子显．南齐书·徐孝嗣传（卷四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2：772．
[4] 姚思廉．梁书·徐勉传（卷二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3：377．
[5] 李延寿．南史·徐勉传（卷六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5：1477．135
国子祭酒皆由“聪明有威重者” [1] 担任；国子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 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 [2] 国子助教地位较低， 史书对他们的记载不多，但考察史书所载国子助教，亦多为博学通达之士。《南 齐书·礼志》载：国子学设“国子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 [3] 均由精 通儒家经典，甚至兼通佛道玄的博通之士担任。他们的思想意识、处事方式、知 识结构必然对国子生产生影响。徐勉于永明三年被召为国子生。“便下帷专学， 精力无怠” [4] ，最后“射策高第”。那么，徐勉的老师是谁？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王俭。《南齐书·王俭传》：“二年，（俭）领国子祭酒、丹阳尹，本官如故。 给鼓吹一部。三年，领国子祭酒……是岁，省总明观，于俭宅开学士馆，悉以四 部书充俭家。” [5] 《南齐书·志八》：“永明三年，立学，尚书令王俭领祭酒。” [6] 《资治通鉴》也载：“初，宋太祖置总明观以集学士，亦谓之东观。上以国学既 立，（永明三年）五月，乙未，省总明观。时王俭领国子祭酒，诏于俭宅开学士 馆，以总明四部充之。” [7] 因此，徐勉入学后，王俭担任国子祭酒。徐勉曾多次 向王俭请教问题，或直接受业于王俭。《梁书·徐勉传》曰：“起家国子生。太尉 文宪公王俭时为祭酒，每称勉有宰辅之量。”《南史·徐勉传》也载：“祭酒王俭 每见，常目送之，曰：‘此子非常器也。’每称有宰辅之量。”从“每”字可以看 出徐勉与王俭见面频繁，王俭对徐勉的思想和学业很熟悉，王俭是徐勉的老师。 在国学，王俭的影响很大，“十日一还学，监试诸生，巾卷在庭，剑卫令史， 仪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帻簪，朝野慕之，相与仿效。” [8] 又“（王俭）长于经 礼，朝廷仰其风，胄子观其则。” [9] 作为深受王俭喜爱的学生，徐勉受王俭的影 响更是全面而深刻的。 首先，徐勉受到王俭经学思想的影响。
[1] 沈 约．宋书·百官志上（卷三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28．
[2] 房玄龄．晋书·礼志（卷二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4：736．
[3] 萧子显．南齐书·百官志（卷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2：315．
[4] 李延寿．南史·徐勉传（卷六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5：1477．
[5] 萧子显．南齐书·王俭传（卷二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2：436．
[6] 萧子显．南齐书·百官志（卷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2：315．
[7] 司马光．资治通鉴·齐纪二（卷一百三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56：4266．
[8] 萧子显．南齐书·王俭传（卷二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2：436．
[9] 萧子显．南齐书·陆澄传（卷三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2：687．136
王俭字仲宝，是宋、齐间著名儒学大家，其主要的学术贡献表现在经学方面， 尤其擅长于礼学。史载，“俭长礼学，谙究朝仪，每博议，证引先儒，罕有其例。 八座丞郎，无能异者。” [1] 任昉在《王文宪集序》中说:“宋末艰虞，百王浇季， 礼文旧宗，乐倾恒轨，自朝章国记，典彝备物，奏议符策，文辞表记，素意所不 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顷，神无滞用。” [2] 王俭担任国子祭酒，王俭的家就 是学术研究和儒学研究的中心。“宋时国学颓废，未暇修复，宋明帝泰始六年， 置总明观以集学士，或谓之东观……儒、玄、文、史四科……是岁，以国学既立， 省总明观，于俭宅开学士馆，以总明四部书充之。又诏俭以家为府。” [3] 因此“于 俭宅开学士馆，以总明四部书充之” [4] ，目的就是加强儒学建设。在王俭的积极 推动和带动下，南齐儒学逐渐得到恢复和重建，“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 文采相尚，莫以专经为业。俭弱年便留意《三礼》，尤善《春秋》，发言吐论，造 次必于儒教，由是衣冠翕然，并尚经学，儒教于此大兴。” [5] 王俭还编撰了大量 的关于礼制方面的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王俭的礼仪著作有:《丧服古 今集记》3 卷、《丧服图》1 卷、《礼论要钞》10 卷、《礼答问》3 卷、《礼义答问》 8 卷、《吊答仪》10 卷、《吉书仪》2 卷。此外,《通典》和《全齐文》还录有王 俭的《乘舆副车议》、《服章议》、《郊殷议》等礼仪篇章 34 篇。王俭对经学的崇 尚及其研究成果，自然会带到国学教育中。“（王俭）长于经礼，朝廷仰其风，胄 子观其则。” [6] 作为王俭的学生，徐勉自然会受到王俭这种学术倾向的影响。对 比徐勉与王俭可以看到，徐勉与王俭一样也特别笃于儒学，尤擅礼学。徐勉后来 能在梁武之世组织众学士编撰完成规模宏大的五礼工程，与其深厚的儒学功底分 不开，可能也与国学时期王俭的影响是很有关系的。 第二，徐勉受到王俭文学思想的影响。 众所周知，齐梁文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掌故的大量运用。这种现象的产生， 是由南齐时风靡于士人间的隶事游戏直接促成的。而扇起隶事之风的正是南齐大 [1] 萧子显．南齐书·王俭传（卷二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2：436． [2] 任 昉．王文宪集序[A]．见严可均．全梁文（卷四十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65． [3] 李延寿．南史·王俭传（卷二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5：595． [4] 李延寿．南史·王俭传（卷二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5：595． [5] 李延寿．南史·王俭传（卷二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5：595． [6] 萧子显．南齐书·陆澄传（卷三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2：687．137 学问家王俭。“尚书令王俭尝集才学之士，总校虚实，类物隶之，谓之隶事，自 此始也。” [1] 由于国子祭酒王俭的喜爱和提倡，隶事游戏在国学里流行起来。 我们可以看一看王俭与学士们的隶事游戏。 俭尝使宾客隶事多者赏之，事皆穷，唯庐江何宪为胜，乃赏以五花簟、 白团扇。坐簟执扇，容气甚自得。(王)摛后至，(王)俭以所隶示之，曰：“卿 能夺之乎?”摛操笔便成，文章既奥，辞亦华美，举坐击赏。摛乃命左右抽 宪簟，手自掣取扇，登车而去。俭笑日：“所谓大力者负之而趋。” [2] 又： (王)俭自以博闻多识，读书过澄。澄曰：“仆年少来无事，唯以读书为 业。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务，虽复一览便谙，然见卷轴未必多仆。” 俭集学士何宪等盛自商略，(陆)澄待俭语毕，然后谈所遗漏数百千条，皆俭 所未睹，俭乃叹服。俭在尚书省,出巾箱机案杂服饰,令学士隶事,事多者与 之,人人各得一两物,澄后来,更出诸人所不知事复各数条,并夺物将去。 [3] 那么，王俭是什么背景下开始这种游戏的呢？ 从以上记载可知，国子教官进行的这种隶事游戏，一方面，是为了娱乐，另 一方面，也是为了矜奇炫博。隶事之风在国学中的流行，对国子生产生深刻影响。 隶事之风对徐勉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他对博学的追求。徐勉“下帏专学，手不释卷”， 这种发愤苦读的精神可能来自于对老师博学的崇拜。徐勉“射策高第”或“设策 甲科”，恰恰说明了徐勉的博学。 第三，徐勉受到王俭谱学的影响。 南朝时期，由于寒族的崛起和皇权的加强，门阀士族的地位日益削弱。为了 标榜门户，维护士族的固有权利，士族们开始重视谱牒学。王俭就是当时著名的 谱学家之一。《南史·王僧孺传》载:“始晋太元中，员外散骑侍郎平阳贾弼笃好 簿状，乃广集众家，大搜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 诸大品，略无遗阙，藏在秘阁,副在左户……世传其业。” [4] 永明年间，王俭对贾 弼之书重新进行了修撰和补充,将原书的两卷扩为十卷；又著《百家集谱》,为明 [1] 李延寿．南史·王俭传（卷二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5：1213． [2] 李延寿．南史·王俭传（卷二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5：1213． [3] 萧子显．南齐书·陆澄传（卷三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2：685． [4] 李延寿．南史·王僧孺传（卷五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5：1462．138 士庶和选拔官员提供门户依据。作为王俭的学生，徐勉也特别注重谱学。“勉居 选官，彝伦有序，既闲尺牍，兼善辞令，虽文案填积，坐客充满，应对如流，手 不停笔。又该综百氏，皆为避讳。” [1] 在选曹，徐勉撰《选品》五卷、《百官谱》 二十卷。徐勉对谱牒学的专注和熟悉，既出于为官的需要，可能也与王俭的影响 有关。 除王俭是国学祭酒之外，国学还有许多教官，那么，他们都是谁？他们对徐 勉会不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呢？ 首先必须弄清徐勉在国学学习的时间。 永明三年徐勉成为国子生，之后“射策高第”，以优异成绩毕业。但是，徐 勉何时“射策高第”，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南齐书·萧长懋传》载：“五年冬， 太子临国学，亲临策试诸生。” [2] 这是南齐永明三年国子学创立以来，史书所载 最早也是最详细的一次策试。在这次策试中，太子萧长懋先与国子祭酒王俭既众 学士，就有关一些学术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争鸣，之后，又对部分国子生进行了策 试。“于坐问少傅王俭曰……太子又以此义问诸学生，谢几卿等十一人，并以笔 对。” [3] 《梁书·谢几卿传》对此次测试也有记载：“齐文惠太子自临策试，谓祭 酒王俭曰：‘几卿本长玄理，今可以经义访之。’俭承旨发问，几卿随事辨对，辞 无滞者，文惠大称赏焉。俭谓人曰：‘谢超宗为不死矣。’” [4] 太子亲临国学，既 进行学术讨论又策试诸生，很是隆重。但是这次策试是年末学习检查，还是毕业 策试，史书没有载明，而徐勉是否在这十一位策试者中，也不得而知。如果徐勉 确实在这次策试中“射策高第”，那么，自徐勉于永明三年秋入学，至永明五年 冬毕业，徐勉在国学学习两年多。结合史书，我们考得此时在国学任教的教官如 下： 陆澄： 国子博士。“永明元年，转度支尚书。寻领国子博士。时国学置郑王《易》， 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谷梁》，郑玄《孝经》。澄谓尚书令王俭曰：
[1] 姚思廉．梁书·徐勉传（卷二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3：378．
[2] 萧子显．南齐书·萧长懋传（卷二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2：399．
[3] 萧子显．南齐书·萧长懋传（卷二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2：399-400．
[4] 姚思廉．梁书·谢几卿传（卷五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3：708．139
‘《孝经》，小学之类，不宜列在帝典。’乃与俭书论之曰……” [1] 由此可知，陆 澄本官度支尚书，国学开办后，兼任国子博士。国学初开，可能课程设置还不是 十分完善，于是陆澄就《孝经》是否被列入课程与国子祭酒王俭展开讨论。因此， 徐勉入学后，陆澄为国子学博士。 谢朏： 国子博士。“永明元年，起家拜通直散骑常侍，累迁侍中，领国子博士。五 年，出为冠军将军、义兴太守，加秩中二千石。” [2] 可知，自永明三年至永明五 年，谢朏任国子博士。 王逡之： 国子博士。“初，俭撰《古今丧服集记》，逡之难俭十一条。更撰《世行》五 卷。转国子博士。国学久废，建元二年，逡之先上表立学，又兼著作，撰《永明 起居注》。转通直常侍，骁骑将军，领博士、著作如故。” [3] 宋时，王逡之即为国 子博士。齐台建，王逡之一直在呼吁重建国学。永明国学创立后，王逡之任国学 博士。 江淹： 国子博士。《梁书》本传：“永明初，迁骁骑将军，掌国史。出为建武将军、 庐陵内史。视事三年，还为骁骑将军，兼尚书左丞，寻复以本官领国子博士。” [4] 永明国学创立后，江淹任国学博士。 范岫： 国子博士。《南史》本传：“文惠太子之在东宫，沈约之徒以文才见引，岫亦 预焉……约常称曰：‘范公好事该博，胡广无以加。’南乡范云谓人曰：‘诸君进 止威仪，当问范长头。’以岫多识前代旧事也。迁国子博士……永明中，魏使至， 诏妙选朝士有词辩者，接使于界首，故以岫兼淮阴长史迎焉。” [5] 沈约以文才为 文惠太子见引，为永明早期之事。《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载：“即正位东储，善 立名尚，礼接文士，畜养武人。”又《梁书·沈约传》：“齐初为征虏记室，带襄 [1] 萧子显．南齐书·陆澄传（卷三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2：683． [2] 姚思廉．梁书·谢朏传（卷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3：262． [3] 萧子显．南齐书·王逡之传（卷五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2：902． [4] 姚思廉．梁书·江淹传（卷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3：250． [5] 李延寿．南史·范岫传（卷六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5：1467-1468．140 阳令。所奉之王，齐文惠太子也。太子入居东宫，为步兵校尉……时东宫多士， 约特被亲遇，每直入见，影斜方出。”因此，永明初年，范岫与沈约曾同为东宫 学士，永明三年国学创立后，“以岫多识前代旧事也。迁国子博士”。 周颙： 国子博士。本传载：“……转国子博士，兼著作如故……太学诸生慕其风， 争事华辩。后何胤言断食生，犹欲食白鱼……以为非见生物。疑食蚶蛎，使学生 议之。学生钟岏曰：‘……蟹之将糖，躁扰弥甚。仁人用意，深怀如怛。至于车 螯蚶蛎，眉目内阙，慙浑沌之奇，矿壳外缄，非金人之慎……’” [1] 钟岏是钟嵘 长兄，据《梁书·钟嵘传》本传，“齐永明中为国子生，明《周易》，卫军王俭领 祭酒，颇赏接之，举本州秀才。” [2] 可知，钟岏是周颙和王俭共同的学生。因此， 大概永明三年国学创立后，王俭为国子祭酒，而周颙为国子博士。 何胤： 国子博士。《南史》本传：“初，胤侈于味，食必方丈，后稍欲去其甚者，犹 食……糖蟹，以为非见生物。疑食蚶蛎，使门人议之。学生钟岏曰：‘……蟹之 将糖，躁扰弥甚。仁人用意，深怀如怛……’” [3] 可知钟岏是周颙和何胤共同的 学生，据此可知，永明三年创立国学后，周颙和何胤同时为国子博士。 何宪： 国子博士。《南史》本传：“宪位本州别驾，国子博士。永明十年使于魏。” [4] 何宪，曾在国学参与王俭组织的历史游戏。何宪与王俭为至交。史籍中多有永 明年间王俭与何宪交往记载。“时人呼孔逷、何宪为王俭三公。” [5] 国学设置后， 王俭为国子祭酒，即推荐何宪为国子博士。 王摛： 国子博士。《南齐书·礼志》:“国子博士王摛议:‘……’”《南齐书·王摛 传》云：“时东海王摛,亦史学博闻,历尚书左丞。竟陵王子良校试诸学士,唯摛问
[1] 萧子显．南齐书·周颙传（卷四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2：732-733．
[2] 姚思廉．梁书·钟嵘传（卷四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3：694．
[3] 李延寿．南史·何胤传（卷三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5：793．
[4] 李延寿．南史·何宪传（卷四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5：1214．
[5] 李延寿．南史·何宪传（卷四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5：1213．141
无不对。” [1] 竟陵王萧子良校试诸学士,在永明五年。上文所载王俭组织隶事之事， 也说明，永明初何宪、王摛同时为国子博士。 何佟之、周山文、桑惠度： 国子助教。《南齐书·礼志》载：“永明三年，有司奏：‘来年正月二十五日 丁亥，可祀先农，即日舆驾亲耕。’” [2] 国子助教桑惠度议：“寻郑玄以亥为吉辰者，阳生于子……” 助教周山文议：“卢植云‘元，善也……’” 助教何佟之议：“……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专施于先农……” 通过考证得知，王俭之外，陆澄等十二人均在永明三年国学创办之后任国子 教官。当时国子生只有 200 人，因此，可能他们中多数应该是徐勉的授课老师。 从史载看，这些国学教官都是冠绝一时的博学之士。以博通儒、史者为多。 如陆澄“少好学，博览无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释卷”，为王俭所叹服， 被称为“当世硕学”、“缙绅领袖、儒宗胜达” [3] ； 国子博士王逡之“少礼学博闻”，“以著作郎兼尚书左丞参定齐国仪礼。” “年老，手不释卷” [4] ； 国子博士范岫“多识前代旧事”，“名行为时辈所与，博涉多通，尤悉魏晋以 来吉凶故事”，沈约称其“好事该博，胡广无以加。”范云褒其“诸君进止威仪， 当问范长头。” [5] 国子博士何胤“有儒术”，“师事沛国刘瓛，受《易》及《礼记》、《毛诗》。” “注《周易》十卷，《毛诗总集》六卷，《毛诗隐义》十卷，《礼记隐义》二十 卷，《礼答问》五十五卷。” [6] 国子博士何宪“博涉该通，群籍毕览，天阁宝秘，人间散逸，无遗漏焉。任 昉、刘渢共执秘阁四部书，试问其所知，自甲至丁，书说一事，并敍述作之体， 连日累夜，莫见所遗。” [7]
[1] 萧子显．南齐书·王摛传（卷三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2：686．
[2] 萧子显．南齐书·礼志上（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2：142．
[3] 萧子显．南齐书·陆澄传（卷三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2：686．
[4] 萧子显．南齐书·王逡之传（卷五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2：902．
[5] 李延寿．南史·范岫传（卷六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5：1468．
[6] 李延寿．南史·何胤传（卷三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5：793-794．
[7] 李延寿．南史·何宪传（卷四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5：1213-1214．142
国子助教何佟之更被列为儒林之列。“少好《三礼》，师心独学，强力专精， 手不辍卷，读《礼》论二百篇，略皆上口。太尉王俭雅相推重。”佟之“为诸生 讲丧服，结草为绖，屈手巾为冠，诸生有未晓者，委曲诱诲，都下称其醇儒。” 本传评其“明习事数，当时国家吉凶礼则，皆取决焉，名重于世。” [1] 教官中也有精通佛理者。 如周颙“有辞义”，“音辞辩丽，出言不穷，宫商朱紫，发口成句。泛涉百 家，长于佛理。”著《三宗论》，提出“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设不空假名难 空假名，设空假名难不空假名。假名空难二宗，又立假名空。”被赞为“真实行 道第一功德。” [2] 何胤不仅通儒，亦向佛，“入钟山定林寺听内典，其业皆通。” [3] 注《百法 论》、《十二门论》各一卷。 教官中亦有以文采享誉当世者。 谢朏“幼聪慧……年十岁，能属文。庄游土山赋诗，使朏命篇，朏揽笔便就。” 被称为“奇童” [4] 。 江淹“6 岁能诗”，“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时人皆谓之才尽。凡所 著述百余篇，自撰为前后集，并《齐史》十志，并行于世。” [5] 这些学识渊博的国学教官，以国子学为基地，一方面进行学术研究，一方面 进行教学活动，在国学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徐勉所以能够成为一代著名的政 治家、学问家、文学家，与这些国学教官的培养和国学文化熏陶是分不开的。
4．“射策高第”
《梁书》本传记载徐勉“射策举高第”，《南史》本传记载徐勉“射策甲科”。 那么，到底是“射策举高第”，还是“射策甲科”？当然，无论如何，二者都是 非常难得的优异成绩。首先，南朝统治者对诸生的策试非常重视，常由国君或太 子亲自主持。如南宋时文帝、南齐皇太子萧长懋、萧梁时武帝都曾亲自主持诸生 策试。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所有策试者均能通过。仅从南齐国子生策试情况看，
[1] 姚思廉．梁书·何宪传（卷四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3：664．
[2] 萧子显．南齐书·周颙传（卷四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2：731-732．
[3] 李延寿．南史·何胤传（卷三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5：790．
[4] 姚思廉．梁书·谢朏传（卷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3：261．
[5] 姚思廉．梁书·江淹传（卷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3：251143
有史可查之国子生 20 人，只有 8 人有成绩，仅占 40%（见下表）；其次，从策试 成绩看，有甲科、高第、明经、清茂推第、孝廉、本州秀才等名目。“射策甲科” 在六朝极为少见。史书可查者只有梁时萧大临、萧大连、萧孝俨。据此，有人认 为“一般来说，甲科只授皇室胄子，……这是对王侯子弟的一种荣宠。” [1] 我认 为，在没有考察《南史》中徐勉“射策甲科”真实与否基础上，贸然得出的这样 的结论未必可靠。《南史》成书晚于《梁书》，但并不说明凡是与《梁书》记载不 同的地方，必定错在《南史》。“南北史并非单纯节抄八书，它也根据当时所能见 到的资料做了不少补充。” [2] 因此，《南史》记载徐勉“射策甲科”极有可能是李 延寿根据当时所见到的新材料对《梁书》“射策举高第”记载的更正。因此，徐 勉“射策甲科”的可能性非常大。若果真如此，则在整个南齐王朝，如果仅从现 在可以见到的文献资料来看，徐勉是唯一一个“射策甲科”的国子生。当然，如 果根据《梁书》，徐勉“射策举高第”，这同样也是了不起的。《陈书·岑之敬传》 载“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经》义，耀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 士，例止明经，若颜、闵之流，乃应高第。’” [3] 由此可知，在南朝，高第的取得 也是相当困难的。 有记载的南齐国子生及其测试成绩表： 国子生 萧洽 江蒨 孔琇之 贺玚 徐勉 丘仲孚 钟嵘 蔡撙 成绩 举明经 举高第 举孝廉 举明经 射策 高第 举高第 举本州 秀才 举高第 由此可知，徐勉在国子学的学习成绩相当优秀。因此，走出国学，徐勉已经 是一位饱学之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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