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文化家族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家庭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家庭－家族－国家”，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模式是儒家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理想，反映“家”与“国”之间这种同质联系。在宗法制的文化背景之下，中华民族特别注重家庭、家族的经营和建设，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了不同类型、不同文化特色的高门甲族。如两汉时期的豪族，中古时期的门阀士族，宋、元、明、清时期的科举世家等。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上家族发展的鼎盛期应为魏晋南朝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门阀世族，既是两汉豪族的演变和发展，又是门阀制度下独特的社会产物。它们盘踞在社会上层，把持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权，成为我国中古社会上一股最有力量的社会势力。如蒙思明先生所说：“经过两汉数百年逐渐形成的世家大族，它的势力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已经是根深柢固压倒一切而成为当日社会的核心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间社会上一切纷乱离奇的现象，无不与世族有密切的关系，而世族又变成理解魏晋南北朝历史的枢纽了。”[1]正是从这层意义上说，中古世家大族应是打开中古社会之门的金钥匙。“世族的存在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特征，而对这一阶级存在的考察，是理解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关键。”[2]“颇觉以世族问题为中心，则一切问题皆有迎刃而解之势。”[3]我师王志民先生也说：“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研究中国传统人生，家族是一个关节点和交合处。开展家族文化研究亦即更深入、更具体地研究、剖析中国传统的社会和人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切入处和着力点。”[4]就魏晋南北朝社会来说，此论更为中的之见。以家族为“切入点和着力点”解读中古社会现象，始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 1]蒙思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30．
[2]蒙思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绪言[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1．
[3]蒙思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绪言[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2．
[4]2010 年 2 月 1 日王志民在《山东文化世家丛书》第一次编纂会议上的讲话。
且大家迭出，成绩斐然。代表作有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1]，作者探讨了九品中正制度与六朝门阀的关系。王伊同的《五朝门第》[2]，阐述了高门在政治上的优遇及盛衰，高门在经济上之垄断，高门之风范，高门之习俗等问题，并附有高门世系婚姻表，全面探讨了门阀士族各方面的情况。还有一些学者发表了有关南北朝世族问题的论述，重要的有武仙卿的《南朝大族的鼎盛与衰落》[3]，杨廷贤的《南北朝之士族》[4]，蒙思明的《六朝士族形成的经过》[5]，谷霁光的《六朝门阀》[6]等。
对门阀政治研究取得重大进展还是在 20 世纪后半叶，唐长孺是这一时期的领军人物。唐先生对六朝门阀政治制度的特征及其与学术文化、社会风尚的关系都有深刻的论述。如作者在《门阀政治的形成及其衰落》[7]一文中阐述了六朝门阀政治的特征，其后又在《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8]、《士族的形成与升降》[9]等文中,进一步提出了东汉以来的大姓名士是构成魏晋士族的基础的观点。陈寅恪也对门阀制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1980 年 8 月和 1980 年 10 月，上海古籍出版社连续出版了陈寅恪先生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和《金明馆丛稿二编》，其有多篇论文对六朝门阀社会的政治文化进行了精辟论述。陈寅恪特别论述了门阀制度和学术文化的关系，指出：“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10]台湾毛汉光也在这一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运用统计方法，分析了门阀士族通过把持选举、严守门第等来保持政治地位的特点。其后又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中，全面考察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士族之变迁问题。祝总斌在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典志部分中撰有《门阀制度》[11]一章。祝文认为,门阀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是按门第高下选拔和任用官吏。2005 年 1 月，上
[1]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2]王伊同．五朝门第[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
[3]武仙卿．南朝大族的鼎盛与衰落[J]．食货（卷二），1935，(10)．
[4]杨廷贤．南北朝之士族[J]．东方杂志（卷三十六），1939，(7)．
[5]蒙思明．六朝士族形成的经过[J]．文史杂志（卷一），1941，(9)．
[6]谷霁光．六朝门阀[J]．武大文哲季刊，1948，(2)．
[7]唐长孺．门阀政治的形成及其衰落[J]．武汉大学学报，1959，(8)．
[8]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A]．见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147-148． [11]祝总斌．中国通史（卷五）[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海世纪出版社出版了蒙思明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业已成稿的《魏晋南北朝的社会》，书中作者分析了六朝世族的形成过程，世族与政治、经济、社会风尚的关系及世族的崩溃与灭亡等问题。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1]一书,把本论题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作者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以史传的笔法，综合考察了东晋时期的政治、经济、民族、军事、地理、文化等诸多方面因素,对门阀政治进行了概括和界定。对于中古门阀世族的研究，日本学者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谷川道雄的《六朝时代的名望家支配》[2]，指出名望家支配形成当时社会的基础构造，并进一步成为权力形成的基础。其《六朝贵族制论》归纳总结了日本学术界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所发生的关于六朝贵族制的论战，促使人们重新认识魏晋南北朝时代以及贵族制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吉川忠夫的《六朝精神史研究》从门阀制度和家族背景入手，对六朝士大夫的学术思想、宗教信仰等进行了考察。其《六朝士大夫的精神生活》则全面描绘了六朝士大夫的精神生活。日本中村圭尔德《六朝贵族制研究》则侧重从官僚制度的变迁来研究门阀社会政治。总之，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关于六朝门阀制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宏观、综合研究方面，成果特别突出。许多前辈大家像陈寅恪、王伊同、唐长孺、蒙思明等，皆以其深厚的史料功底、精妙的理论思辩能力、独到的学术慧眼，对六朝门阀制度下的诸多问题进行了高瞻远瞩、鞭辟入里的阐述和分析，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思想基础。
在大家的带动下，一大批学者和研究者开始着眼于世家大族的研究，而对世族个案的研究则成了人们关注的重点。对于世族个案的研究始于八十年代末。如叶妙娜的《东晋南朝侨姓士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3]，刘静夫的《颍川荀氏研究》[4]，卜宪群的《琅邪王氏政治地位研究》[5]，程裕祯的《河东裴氏论略》[6]，何德章的《读〈南齐书·王融传〉论南朝时期的琅邪王氏》[7]等，关注 [1]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谷川道雄．六朝时代的名望家支配[A]．见黄约瑟主编，刘俊文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 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3． [3]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士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J]．历史研究，1986，(3)． [4]刘静夫．颍川荀氏研究[J]．南充师院学报，1987，(3)． [5]卜宪群．琅邪王氏政治地位研究[J]．安徽师大学报，1988，(1)． [6]程裕祯．河东裴氏论略[J]．山西师大学报，1994，(2)． [7]何德章．读《南齐书·王融传》论南朝时期的琅邪王氏[J]．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13 期)．
的主要是一流高门问题。到目前为止，对世族个案研究的论文连篇累牍，层出不穷，已经成为学术界一道显眼的景观。仅就论著而言就有相当的数量。较重要的有：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大族述论》[1]，萧华荣《华丽家族——两晋南朝陈郡谢氏传奇》[2]，萧华荣《簪缨世家——两晋南朝琅邪王氏传奇》[3]，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4]，周征松《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5]，王华山《清河崔氏与北朝儒学》[6]，杨荫楼《中古时代的兰陵萧氏》[7]，周淑舫、赵中山《六朝显族谢安世家》[8]，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9]，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10]，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11]，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儒学》[12]，李伯齐《簪缨世家琅邪王氏家族》[13]，唐燮军《六朝吴兴沈氏及其宗族文化研究》[14]等。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对家族个案的研究已从论文发展到论著，内容更加深化和细化，但研究对象仍然集中在几个大家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许多高校及研究所的博士生们也看到了这一课题的重要性，纷纷投身这一领域，取得了不少成果，重要的有：王春元《两晋南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学研究》[15]，杜志强《兰陵萧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16]，姚晓菲《两晋南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17]等。硕士论文也很多，刘敬刚的《论东晋南朝陈郡谢氏的盛衰》
[1]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大族述论[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
[2]萧华荣．华丽家族——两晋南朝陈郡谢氏传奇[M]．北京：三联书店，1994．
[3]萧华荣．簪缨世家——两晋南朝琅邪王氏传奇[M]．北京：三联书店，1995．
[4]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5]周征松．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
[6]王华山．清河崔氏与北朝儒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7]杨荫楼．中古时代的兰陵萧氏[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8]周淑舫，赵中山．六朝显族谢安世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9]夏 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10]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
[11]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2]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3]李伯齐．簪缨世家琅邪王氏家族[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14]唐燮军．六朝吴兴沈氏及其宗族文化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2006．
[15]王春元．两晋南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学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2．
[16]杜志强．兰陵萧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6．
[17]姚晓菲．两晋南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D]．扬州：扬州大学，2007．
[1]，何仁杰的《南朝皇权政治与王谢家族》[2]，李玉亭的《六朝谢氏文学》[3]，邰三亲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东裴氏与文学》[4]，李书萍的《魏晋南朝的琅邪王氏家族文学研究》[5]，熊星萍的《汉晋龙亢桓氏家族文学研究》[6]，刘克兵的《两晋南朝南阳顺阳范氏家族研究》[7]等。从以上学术回顾可以看出，对家族个案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丰富的成果。研究者考察了魏晋南朝时期一些世家大族的家族史，家族的家学和家风，家族对当时的文化学术贡献等，研究的视角较广，内容也很繁富。但是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对于家族个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家大家族上，如关于侨姓的王、谢、萧氏，关于吴姓的朱、张、顾、陆、沈氏，关于郡姓的崔、裴氏等，而对于其它一些重要的士族却研究的不是很多。
[1]刘敬刚．试论东晋南朝陈郡谢氏的盛衰[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3．
[2]何仁杰．南朝皇权政治与王谢家族[D]．武汉：武汉大学，2004．
[3]李玉亭．六朝谢氏与文学[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 2004．
[4]邰三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东裴氏与文学[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5．
[5]李书萍．魏晋南朝的琅邪王氏家族文学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5．
[6]熊星萍．汉晋龙亢桓氏家族文化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6．
[7]刘克兵．两晋南朝南阳顺阳范氏家族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5．
[8]宋祁，欧阳修．新唐书．柳冲传（卷一百九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5：5678．
[9]蒙思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绪言[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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