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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学角度的论证。
笔者之所以认为徐福东渡是从琅琊古港出发，首先是由于从文献学角度考证，正是我国史学界公认的泰山北斗--西汉初年的司马迁在其不朽的名著《史记》中写下了两段与徐福东渡起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文字。其一，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条载：“始皇东行郡县……南登琅琊……作琅琊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既已，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其二，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条载：“始皇出游……并海上，北至琅琊。方士徐福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
上引司马迁所述徐福起航地资料的可信度如何呢？这是十分关键的。我以为，探讨某一文献资料的可信度，应抓住三个互相串联的环节：一是所引文献本身是否可靠，也即文献作者的记载是否真实，是否可信；二是所引文献，特别是为文献所利用的原始资料的问世年代，离其所载事件的时间间隔是长还是短；三是所引文献是直接记载其人其事，还是间接记载，甚至没有记载其人其事，而纯属后人的推测与演释。应该强调的是，这里所说三个环节必须是将它串联起来，统筹兼顾，而不宜将之分割开来，各取所需，为我所用。
先看环节之一：众所周知，司马迁秉笔直书，去伪存真的治史风范，是古今中外史学界所一致公认的。太史公写《史记》时，极为重视调查研究。他从西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接任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后，即检索档案，蒐集资料，广引博采，实地调查。凡多疑者审慎，凡多阙者不录，其记载的可信度与权威性是毋庸置喙的。值得指出的是，从环节之二与环节之三考察，司马迁所录徐福入海一案是直载其人其事，并非间接记载或推测与演释，故其资料可信度，决非一般的笔记、稗史、杂录等可以比肩的。而尤其要指出的是，司马迁写《史记》，其素材之采编应可溯至其父司马谈之手。司马谈在西汉建元初(前140-135)即负责要求极严的官方正史的编纂工作，而其时离徐福东渡仅不过半个世纪左右，当年目击耳闻斯役者还健在世上。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谈，对徐福东渡这件震动朝野、牵动万民的秦代大事当然不会熟视无睹、充耳不闻的。而袭父职任史官的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必然会继承并应用其父的调研所得，这也完全是合情合理之举。著名历史学家钱大昕在论及“叙事之信”时说“盖史臣载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则见闻必确”。鉴此，从上述三个环节串联考察，治史严谨的司马迁，其所直接记载的“世近”事件--徐福东渡一案，决非虚诳之言，其资料的可信度应予肯定。
既如此，笔者认为，据司马迁的记载，徐福船队的东渡起航点，应该是秦代的琅琊台古港，亦即今山东省胶南市琅琊台附近的海湾；关于这一点，只要仔细研读一下司马迁所写的上述两段有关文字，就不难获得明确的结论。试看，第一段秦始皇二十八年条，写的是秦始皇东行郡县，抵达琅琊，又作琅琊台，随后即碰到徐福等上书言事。他在琅琊批准了这一奏请，并遣徐福带数千童男女“入海求仙人”。也许有人会质疑，这段记载仅说明秦始皇派徐福东渡的决策是在琅琊作出的，而徐福东渡不一定就是在琅琊起航的。我认为，这种疑虑不无依据，但从情理上分析，似是不必要的。因为秦始皇作出徐福东渡决策的所在地琅琊，本身即是秦代主要海港的所在地。此等涉及越境远航的国家大事，尤其是关系到秦始皇长生不死切身利益的入海求仙之举，他必然要将之严密地控制在自己的监视之下，岂能任凭徐福一行舍近求远，在其他地点集结起航呢？！故而，可以合情合理地将其设想为，秦始皇伫立在琅琊台上，目送徐福船队在琅琊台港湾中启锚远航。当然，秦始皇下达徐福东渡的命令后，徐福为征集船只与人员以及训练船队的航海能力，可能会在琅琊附近的沿海四出活动；或者船队在正式驶离琅琊台古港后，在沿岸的航行途中，也可能会在其他港湾里开展避风抛锚、增补给养、休整集泊与探测航道等活动。这些正式起航前后的海上作业，也许会在其他港湾地区生活的居民中造成影响或错觉，以为他们那里是徐福东渡入海的起航点。这就不难理解，为何除《史记》而外、诸多的其他文献、特别是后世出现的诸地方志中，也或多或少地留下一点与徐福东渡有关的文字或传说；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东部沿海一线有这么多地方(诸如黄骅、胶州湾徐山、登州湾、海州湾等)都声称自己是徐福东渡的起航地了。
不过，如果认为司马迁在秦始皇二十八年条中还没有直接点明徐福船队东渡是从琅琊台古港起航的话，那么，他在秦始皇三十七年条中就写得非常清楚了。在这一条中，他不但讲到了秦始皇与徐福在琅琊再度面晤的情景，而且还特别提到了秦始皇为消除徐福船队“为大鲛鱼所苦”的忧虑(或可理解为徐福之遁词)，还亲自随船队出海，“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这段最初的航程是“自琅琊北至荣成山”，也即自琅琊台古港出发后，向北沿岸航行，直达山东半岛尖端的荣成湾海域。然而，秦始皇随航至此，仍“弗见”大鲛鱼，于是船队绕过成山角续航“至之罘”(今山东省烟台市的芝罘岛附近水域)，终于“见巨鱼，射杀一鱼”。由此秦始皇“遂并海西”，登陆上岸，与徐福一行分道扬镳。而徐福船队则继续北上，以庙岛群岛为中介，跨渡渤海海峡，驶向更远的异域。
巡查涉及徐福东渡起航地的所有文献并参相印证，我以为，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写下的上述两段关于徐福东渡起航地的文字，就其文献的可靠性、历史的真实性与叙述的直接性而言，是无出其右的。
　二、航海史学角度的论证
笔者之所以赞同琅琊台古港是徐福东渡起航地的说法，除了上述司马迁留下了确凿可靠、明白无误的文献记载外，还因为从航海史学角度考察，自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琅琊一直是中国北方沿海最重要的海港城市。徐福船队从琅琊台附近的港湾集结出发，完全是一种必要和可行的最佳选择。
琅琊台古港，在今山东省胶南市夏河城东南的琅琊山琅琊台濒海处。它面临浩瀚的黄海，北有灵山湾、胶州湾，南有海州湾；沿岸北上可绕航山东半岛进至渤海，沿岸南下可沿苏鲁海岸驶入东海。对于无法脱离陆岸视界的古代早期航海者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满意的地理位置。故而这一带地方的远古先民，夙有航海活动的优良传统。中国古代历史上早期的北方港口，如琅琊、黄腄、之罘、碣石等，大多集中在山东半岛环岛一线，其中，尤以琅琊的声名最为显赫。诚如以研究中国古代港口与航运而闻名的日本学者藤田丰八所说的：“为海港而载于史乘者，以琅琊为始”。
琅琊，古属齐地，其始祖太公尚助周武王“平王而王天下”，被封于“齐营丘”。齐太公“劝女功，极技巧，便渔盐之利”，“通商工之业”，为开发齐国经济荜路篮缕，功不可没。然而，直至春秋前期，齐向东方通往大海的途径仍为由莱夷族、东夷族等土著所组成的莱国所阻。公元前7世纪中叶，齐桓公拜大政治家管仲为相，整理国政，扶助农商，置办盐铁，刻意兼并，终成一代东方霸主。自此，“通齐国之鱼盐于东夷”，逐渐将势力范围扩至山东半岛东部沿海，而琅琊作为齐国进行海上交通的重要门户也开始见诸史乘。 
《管子·戒篇》中说：“桓公将东游，问于管仲曰：‘我游犹轴转斛，南至琅琊。’”对之，清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其辑著的《读史方舆纪要》中也说：“管子，齐桓公将东游，南至琅琊。”又据《孟子·梁惠王下》中说，齐景公在出游时，也曾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今山东省烟台市芝罘)、朝舞(今山东半岛东北端成山)，遵海而南，放于琅琊，寡人何修，则夫先王之游。”关于齐景公绕航山东半岛之游，则除《孟子》而外，史书上亦多有记载。如《韩非子》中说：“景公与晏子游于少海”；而汉古籍《说苑》中也说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按，“少海”即今之渤海。景公巡游，从之罘至琅琊，其沿岸航行里程相当遐长，且在海上驻留时间长达半年，这在中国古代航海史上确是值得一书的大事，从中至少可以得到三点重要的启示。第一，公元前567年齐国征服莱国后，环山东半岛海上航路已尽操齐人之手，否则就不可能在海上自由自在而“六月不归”；第二，国君出游的皇家船队谅必已具相当规模，航具不但安全，而且舒适，否则就不可能“游于海上而乐之”；第三，作为景公巡海目的地的琅琊，其港湾条件与设施一定相当优良，否则就不可能保证巡航船队的安全进出与锚泊。关于这最后一点，《管子》中所谓的"我游犹轴转斛"即为明例。“犹轴转斛”，据孙星衍注为，“欲如轴舻载斛石”，也即船队中已有粮食后勤等船舶加入而编队航行。鉴此，我赞成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的说法，即早在“吴越北上前”，琅琊即为“船舶幅辏”的海港了。
《战国策》中说：“齐南有泰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续崂山志》中说：“齐人知有琅琊，不知有之罘。”这两条文献记载说明，当齐之世，东方的琅琊是齐国最主要的海上门户，其航海与海防地位在北方诸港中是独占鳌头的。春秋期间，群雄割据，互相讨伐。中国大陆东部“边于海”的诸侯列强，如齐、吴、越三国，“率用舟师蹈不测之险，攻人不备，入人要害。”海战，已成为其时问鼎争霸的重要手段之一。公元前485年爆发的齐吴海战，即是在琅琊附近的黄海水域中展开的。当时，在齐南面濒江临海的另一个“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的海上强国吴国，国势日隆。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破越，北进与齐争霸。据《史记》称，其次年，也即齐悼公四年(公元前485年)，“鲍子弑悼公，赴于吴，吴王夫差哭于军门外三日”，并藉此为由，派大夫徐承统率舟师“从海入讨齐”。结果，为“海王之国”的“齐人败之，吴师乃去”。这次被学界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海战的交衡场所究竟在何处，司马迁未予明言。然据《左传》哀公十年条在记载同一事件时称，“吴伐齐南鄙”。按，《辞海》说，鄙者郊野之处。亦可引伸为边郊之处。以此战“从海入讨齐”而观之，是役宜应以吴师攻伐齐国东南部濒海之门户--琅琊古港为正鹄，因舍此而外，在齐之“南鄙”中，实已无可值吴军觊觎之海防要冲了。
自齐吴海战以降，琅琊不但一直是春秋战国列强所刻意求索与着力营建的重要港城，而且也变成为山东半岛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学术中心之一。
以航海史考之，在春秋末期最能反映琅琊古港航海地位且有明文记载者，莫过于越王勾践围绕琅琊所展示的三次航海活动。第一次是勾践二十四年(公元前473年)的海上迁都。对此，《越绝书》、《吴越春秋》、《水经注》等古籍多有记载，说是年"勾越灭吴，欲霸中原，迁都琅琊"。按，越人素善航海，“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就迁都而论，其人员之众，军辎之重，货财之博，舟楫之盛，当不在话下。故此次迁都之航海规模谅必相当庞大，而琅琊港湾之集泊能力亦自不待言。第二次，是勾践二十五年(公元前472年)，越王在琅琊山起琅琊台。据《吴越春秋》说，是年“越王既已诛忠臣(指赐大夫文种伏剑自刎)，霸于关东，从琅琊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按，古时的琅琊为联系山东半岛与三江五湖之战略要冲。与迁都一样，勾践起琅琊台，筑以望远，亦旨在控扼海疆而雄视中原，威慑诸侯。所谓“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似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营建“周七里”的琅琊台时，可能动用了“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二是在起观台后。勾践登台进行海上阅兵，可能动用了“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然而无论何种理解，均可看出琅琊台附近的港湾，其容纳舟船的能力是极其可观的。第三次，也是勾践二十五年，越王勾践从海上迁其父冢于琅琊，以示驻霸中原之意。关于这次航海活动，《吴越春秋》说，“越王使如木客山(离会稽县十五里)，取元常之丧，欲徙葬琅琊”；《越绝书》说，“木客大冢者，勾践父允常(即上引元常)冢也。初徒琅琊，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为桴”。按，越国称水军士兵为“楼船卒”，又称“习流”，勾践为将父冢由会稽海运琅琊，出动近三千水军伐木筑筏，航行声势自非寻常，则其舍棹登陆之琅琊古港谅必亦具相当水准了。
另从各种社会与文化因素考察，琅琊在战国时期，也一直是入海求仙与学术活动的中心。众所周知，琅琊为齐祭八神的场所之一。八神为天主、地主、梁父、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司马迁说，“八神将自古而有之”；而“四时主”，即“祠琅琊，琅琊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同时，因齐国在七国争雄中为关东六国中最强者，号称“东帝”，终齐王建之世的数十年间，琅琊未遭兵祸，故各种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其中，特别是与海上求仙关系密迩的“大九州说”，更以齐人邹衍为首倡，据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说，“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又说“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荣、方丈、瀛洲”。琅琊既是齐国东方之海上门户，又有“四时主祠”及琅琊台这样宏伟的神祠与祭台，故齐之海上方士从琅琊出航求“三神山”，是完全顺理成章的。这一点，从战国之后，秦皇汉武统率船队频游琅琊，以及多次从琅琊派出方士入海求仙的事例中，可以得到深刻的印象。同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证出，琅琊作为中国沿海方士出海求仙的启航地，并非始于徐福东渡之行。 
关于秦始皇两次在琅琊派遣徐福船队出海之事，前已有述，此不赘及。这里，再来看一下汉武帝在位时，对琅琊的巡游活动。据史载，一代雄主汉武帝在其执政时期，为宣扬国威，打通海道，巩固边防以及祭神求仙，自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至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的逾20年间，曾七次巡游海疆。其中，从海上到过琅琊古港而有案可稽似有三次。试列述如次：
第一次为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春，汉武帝“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是役，有无从琅琊发船入海求神山，似有可能，惜史未明言。然既“行礼祠八神”，则汉武帝船队“东巡海上”途中，到过“四时主”所在之琅琊古港，应无疑问。
第二次为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祀其名山川，北至琅琊，并海上”。对这次江海巡游规模，《资治通鉴》中叙述较详，说“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遂北至琅琊，并海”。
第三次为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二月，武帝“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幸琅琊，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而还”。
至于另外几次巡游，史书中每用“东巡海上”，“临大海，欲浮海求神仙”，“东至海上”之类字眼，但考虑到琅琊位于我国长江口至山东半岛航行的必经之路上，故其中谅必会有汉武帝从海上实至而为史家所疏漏或晦言者。
从中国古代造船史而论，西汉舰船已颇具规模了。据《史记·平准书》称，船队中的主力舰船“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东汉人刘熙在《释名》中论之更详，说其有多层甲板，第一层曰“庐”，“象庐舍也”；第二层，即“其上重室曰飞庐，在上故曰飞也”；第三层，“又在上曰爵室，于中侯望之如鸟雀之警示也”。上述汉武帝御驾亲登之皇室船队，为求航行安全与顺畅，必然动用体势高大，结构先进的大型船舶。因此，像“舳舻千里”这样大规模的江海船队进出琅琊港，就必须对其港湾的集泊、避风、装卸与登临条件，提出相当严格的要求。否则，事情就难以想象了。
三、港湾学的论证
从琅琊古港的港湾条件分析，秦代徐福船队由此出发东渡远航也是颇为适宜的。郭璞曰：“琅琊临海有山，嶕峣特起，状如高台。”这种地质的海岸，即是基岩海岛，系海水淹没以前的基岩山地而成，其特点是地势险峻，岸线曲折，岛礁岬角众多，多天然港湾与导航陆标。鉴于这一地质特点以及琅琊附近并无大河携带足量的泥沙入海，故而以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与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等权威图籍中的秦代地图与今图对照，其琅琊港湾附近岸线几无差别。这就为我们应用今天的港口图籍来考证徐福船队东渡时的琅琊古港条件，提供了可资信赖的客观依据。
查《中国航路指南》“青岛港至连云港”航段及其相应的海图可知，在琅琊台附近有两个天然港湾，均有可能成为徐福船队东渡的起航点。
一个是琅琊山东北侧畔的利根湾(俗称龙湾)，其湾口介于大珠山咀与斋堂岛之间，口向东南敞开，宽约6海里(1海里=1852米)。湾内水深5至14米，泥及泥沙底，可避偏西及偏北风。另大珠山咀西侧水深5至10米处，为避偏北风之较好锚地。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利根湾口南端，由相连两小屿组成的斋堂岛。其西北侧的中部可避东南风，是渔船及渡船锚地。
另一个是琅琊山西南侧畔的琅琊台湾，其湾口介于胡家山咀与董家口咀之间，湾口向南敞开，宽约5.5海里，湾中部水深3至5米，大部为泥底，湾西侧岸边为岩底，附近并有礁石，距岸300米以内不宜靠近，该湾可作为今日小型船舶避偏北风的锚地。湾内有一突出山咀叫大咀，在咀的东侧叫杨家洼湾，西侧叫陈家贡湾。杨家洼湾介于大咀与东方1.7海里之杨家洼咀间，该湾向东北方伸入约1.6海里，宽约9.6链(1链=1/10海里)；湾口西南部有一鸭岛，将湾口成东西两口；东口宽约6链，水深4至7米，泥底；西口宽约2链，水深2米左右。而陈家贡湾在大咀与小围咀之间，湾口向南，宽约2海里；湾内水深约1.5至4.5米，沙底，靠近大咀西方水深3.2至4米处，为泥及粗沙底。
上述琅琊台附近的两个主要港湾对于徐福船队来说，均可作为集泊的起航点。因为按史籍介绍，徐福是率领三千童男女入海东渡的。秦代船舶规模基本上沿袭战国时代的。据考，早在春秋末期，吴国的大翼船，“广一丈六尺(约3.68米)、长十二丈(约27.6米)”，可容“战士二十六人，棹(桨手)五十人，舳舻(舵工)三人，操长钩矛斧四，吏仆射长各二人，凡九十一人”。而秦国在长江中航行的船舶，也“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设若徐福船队中的大小船舶，平均以每船50人计，则估约60艘船舶；而如平均以每船100人计，则估约30艘船舶。也就是说，整个船队拥有船只数量大致应该在30至50艘之间。这一规模的古代船队在琅琊台畔的利根湾或琅琊台湾集结或进出，均不会发生什么困难。
不过从具体的港湾条件细加分析，利根湾似乎要比琅琊台湾略胜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