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东巡至琅琊（今山东胶南市），“齐人徐巿（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第三次东巡琅琊，徐福再次晋见秦始皇。因为第一次入海求仙药，数岁不得，白费了巨额钱财，恐怕遭到谴责，乃诈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秦始皇因“梦与海神战”，便相信了徐福的诈言，再次派徐福出海，并配备了强弩射手。“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①又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徐福入海求仙药，还为伪词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三神山”在什么地方？《山海经·海内北经》：“蓬莱山在海中。”郭璞注：“在渤海中也。”《史记·封禅书》：“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汉书·郊祀志》所载相同，只是个别词字略有改动。后人据此认为三神山在今渤海中；其实，古代渤海是指山东半岛以北以东大海。《山海经·海内东经》：“琅邪台在渤海间，琅邪之东。”按：琅邪台在今山东胶南市以东大海即今之黄海。又《初学记》卷六：“东海之别有渤澥，故东海共称渤海，又通谓之沧海。”可见古之渤海包括今之渤海和黄海，其含义有时扩大到东海。而今之黄海，古称东海，这由《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齐负东海”可知。又今之东海，古代亦称南海，《史记·秦始皇本纪》“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为证。徐福以入海求仙药为名，行逃避秦苛政之实，所止唯恐不及其远，不可能止于今渤海中不归。因此，三神山应在今黄海或东海以东的大海中。
至于三神山是否确有其地，历来持否定态度者居多。清人钱泳《履园丛话》卷三“海市蜃楼”条云：“王仲瞿常言：始皇使徐福入海求神山，终无所验。后游山东登州，见海市，始恍然曰：秦皇、汉武俱为惑者，乃此耳。此言其确。”而今人又多据三神山“未至，望之如云；及到，反居水下”,这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情景,恰似蓬莱即古登州的海市蜃楼,而以此说为是。但近年有位学者指出：“先秦人所说的三神山不是海市蜃楼，而是指的日本列岛。”②其说颇有道理。海拔3778米的富士山是日本最高的山峰，山顶常年积雪不化，呈白色，在阳光照射下，反射出金色的光芒，景色异常壮观秀丽。这与战国、秦汉方士所言三神山万物禽兽皆白色，宫阙为黄金、白银砌成非常相似。富士山古称蓬莱山，日语有长生不死的含义，山上生长一种草，服之可延年益寿。徐福向往的蓬莱山，可能就是富士山。战国时代，大批齐、燕方士入海寻三神山；秦始皇时，先后派徐福、韩生、卢生、侯公、石生等入海求三神山仙药。这些“海上方士”中，有的可能去了日本，又回到大陆，而把在日本见到的富士山的壮丽景色编造成神奇的谎言来欺骗国君，而为人所熟悉的蓬莱“海市蜃楼”则强化了这种传言的欺骗性。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所记“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其地理特征既有“平原”，又有“广泽”，从现代地理面貌来看，黄海或东海以东岛屿具备这种地理特征的，只有日本本州地区。日本著名的平原如关东平原、浓尾平原、畿内平原，都分布在本州东南部，日本境内最大的湖泊——琵琶湖也在本州畿内地方。徐福“止王不来”之地是指日本列岛甚明。
除上引外，《后汉书》、《三国志》对徐福的去向都作了记载。《三国志·吴志·吴主传》：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州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治）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结果，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后汉书·东夷传》所记略同，云会稽海外又有夷洲和澶洲。孙权派军入海求澶洲，寻找徐福后裔，目的显然是掠夺人口，补充兵源和劳动力的不足。“长老传言”能够导致采取如此大的行动，可见所传决非无端的谣言。三国时，亶洲居民既然时有至会稽货布者，则必有吴国遗物留存于地下。今日本古墓中出土了大量三角缘神兽镜，其形制、纹饰与吴镜相同，有的铜镜还有“赤乌元年”、“赤乌七年”等纪年铭文。又，今日本本州西部旧有“タン”地名，汉字为“坛”字。“坛”与“亶”、“澶”为同音字，皆读作“但”。吉田东伍《大日本地名辞书》中国长门丰浦郡坛浦条云：“坛之浦乃下关海峡东口北之称。大略为早鞆濑户（内海）之东北至满珠岛沿岸之总名。近世特呼前田龟山近傍为坛浦。”东汉三国时，其地居民至会稽货市者，可能自称其地为“亶洲”。会稽东治县人入海遭风被漂至亶洲者，有的重返大陆，带回了徐福止亶洲不还的“传言”。于是才有孙权派军队入海寻亶洲徐福后裔的行动。
二
徐福东渡的起始点，学术界尚无定论。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一、海州湾说；二、琅邪说；三、蓬莱（登州）说。对照历史记载，徐福的船队好像正是从琅邪一地下海的。根据《齐录》卷三的记载，今胶南市有徐山，传说是徐福船只启碇的地方；又有斋堂岛、沐官岛，相传因徐福在此戒斋和沐浴得名；而附近也确有质地适宜，可供造船的木材出产。此外，今青岛崂山海湾中有一座徐福岛，相传为徐福东渡停留处。相近还有一村庄，相传徐福由此登舟东渡瀛洲，故称“登瀛村”。琅邪及其附近的一山三岛一村，可能就是徐福船队集结的场所，琅邪海湾当为徐福东渡的启航港。日本学者藤田丰八曾在《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中说过：“为海港而载于史乘者，以琅邪为始。”不过，就徐福东渡前离开山东半岛沿岸的始点来说，似应是蓬莱（登州）。盖秦始皇和徐福船队从琅邪出发，经荣成山（今山东荣成市成山角），至之罘（今山东烟台市）射杀巨鱼后，秦始皇“遂并海西”回咸阳，病死于途中。徐福则可能继续西进，至蓬莱（登州）转北行驶离山东半岛，而决不会掉转船头东行，南下，至海洲湾再启航东渡。由此推论，徐福东渡的航线可能是：从琅邪出发，沿山东半岛沿岸东北行，过荣成山、之罘，至蓬莱后沿庙岛群岛北行，经辽东半岛东海岸、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过对马海峡或济洲海峡，最后到达日本列岛。这条航线沿途岛屿相望，风浪较小，比较安全，补充淡水、避风都较方便，实为中、日、韩最古之交通航线，先秦和秦汉以来多取道于此。直到公元607年，日本大野妹子出使中国；翌年，隋朝遣裴世清回访日本，走的都是这条路线。日本“遣唐使”来中国，前期也多取道于此。（元）马端临说：倭人“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而来，故其迂回如此。”③
徐福东渡中经朝鲜半岛，大概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然而在具体的路线上，尚有一些分歧。有的学者主张：徐福东渡是经山东半岛成山角，横穿黄海至朝鲜半岛南端，而后经对马海峡前往日本的。其实不然，山东半岛成山角与朝鲜的最短距离虽只有190公里，但是，此海域的海流终年为南北向，对东西航行极为不便。秦汉时，风帆尚无掉戗术，基本上只能顺风或偏顺风航行。三国时期，掌握了打偏和掉戗的驶风技术④以后，才为横渡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之间的黄海海域创造了条件。因此，秦代中日间的交通可能只有由辽东半岛沿岸，经朝鲜半岛或南或东渡过海峡的所谓“北道”。即以近世的海流测试来看：1906—1912年，和田雄治博士受日本水产调查会委托，用投瓶法测验日本海海流。他在朝鲜半岛西岸仁川及东北岸图们江之间，其中尤侧重釜山与清津一段，投放了空瓶750个，结果有132个在日本海岸被发现。1908年，日本海军省水陆部作过同样的试验，在550个投瓶中，曾发现207个。两次投瓶结果，其漂至海岸被发现者，共计339个，其中漂至日本之山阴、北陆沿岸者达274瓶，占总数的80％。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日俄所敷之水雷，因漂流至海岸而被发现者，计达375只，其中漂至日本山阴、北陆海岸者达248只，占总数的66％，以上调查，足证韩日之间日本海左旋回流，恒为由朝鲜半岛往日本山阴、北陆地方的一种自然航路，⑤也是中日之间最古之自然航路。无独有偶，在以上假设航线近处的今韩国济洲岛，至今仍保留有徐福来此采仙药的传说，汉拿山和正房瀑布还留有可供凭吊追怀的所谓徐福遗迹。⑥
三
徐福东渡的最终登陆地是在日本，大概是可以确信无疑的。而在日本，则有登陆于九州佐贺县伊万港和本州三重县熊野市之矢贺海岸的传说。不过，从中国正史记载来看，似乎徐福一行曾经在朝鲜半岛作过较长时间的停留。《后汉书•东夷传》：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按：秦代见于史载的迁往朝鲜半岛的移民浪潮计二：一即前述“避苦役适韩国的秦之亡人”，另一则在秦末，《三国志•魏志•东夷传》：“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这数万口的避难百姓主要流亡地，是在朝鲜半岛的北部。当时，朝鲜半岛的南部，三韩并立：马韩在西，辰韩在东，弁韩在辰韩之南。除徐福一行其实也是“避苦役”来到朝鲜半岛外，更无记载提到其它集团性的类似移民。从另一方面说，“秦之亡人”能够使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必然经过一番争斗，而能在这种争斗中获得胜利的，也非如拥有先进武器（连弩）的徐福一行莫属。诚然，徐福一行的最终归宿，乃在日本，但在今韩国留下了他们的成员，想来还是极有可能的。
尽管在日、韩两国的史作中没有关于徐福经行的直接记载，但仍在相关的神话中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暗示。《日本书记•神代记》记载：天照大神的弟弟素盏鸣尊因不容于“众神”，亡命到新罗曾尸茂梨，在那里埴土作舟，下降到日本出云（今山阴岛根县）簸川上流，帮助簸川“国神”脚摩乳老夫妇除掉了“八岐大蛇”，老夫妇便将女儿奇岛田媛嫁给他为妻。后来的出云国，据说就是这位外来者与当地土著女性结合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邦国。《三国遗事·纪异卷》“延乌郎细乌女”条：“第八阿达罗王即位四年丁酉，东海滨有延乌郎、细乌女夫妇而居。一日，延乌归海采藻，忽有一岩负归日本。国人见之曰：‘此非常人也。’乃立为王。细乌怪夫不来归，寻之。见夫脱鞋，亦上其岩，岩亦负归如前。其国人惊讶，奏献于王。夫妇相会，立为贵妃。是时，新罗日月无光，日者奏曰：‘日月之精，降在我国，今去日本，故致斯怪。’王遣使求二人，延乌曰：‘我到此国，天使然也，今何归乎？虽然，朕之妃有所织细绡，以此祭天可矣。’仍赐细绡，使人来奏。依其言而祭之，然后日月如旧。藏其绡于御库为国宝，名其库为贵妃库。祭天所，名迎日县。”徐福东渡经辰韩进入日本列岛的史实，在尚无文字的日、韩史前时代是不可能见于文献的。但是，上述两则神话故事却强烈地暗示着：在日本步入文明之前，中国大陆移民经过朝鲜半岛东南部的辰韩（新罗前身）流入日本的这样一个伟大历史事件。日、韩古代神话能够编造出海外“天神”经新罗下降到日本的故事来，正是受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启发所致。而这一伟大事件的主人，正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向海外移民的徐福一行。徐福带去的五谷、金属器等文明，对尚处于野蛮阶段的日本土著来说，不就是从天而降的“天神”吗？
四
公元前三世纪前后，日本列岛突然从渔猎采集经济飞跃到以稻作农耕为中心的农业经济。日本学术界一般认为，发源于北九洲的稻作农耕是划分绳纹时代和弥生时代的重要标志，稻作农耕是从弥生时代开始的。至于日本水稻是从哪里来的？中日学者一致认为，日本水稻最初是从中国传入的，只是传入的途径还有不同的说法罢了。从已出土的栽培稻遗物分析，水稻最初是从山东半岛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浙江余姚河姆遗址出土的栽培稻，经鉴定为籼稻，说明距今7000年左右，我国东南沿海和长江下游已开始种植水稻，其品种是较细长的籼稻，而日本水稻是单一的粳稻，这一事实排除了日本水稻来源于长江下游的江南说。约公元前2000多年，我国栽培稻向北传播到了山东半岛。1980年山东栖霞县杨家圈龙山文化灰坑中发现了稻谷痕迹，经鉴定为粳米，这与古籍中记载的古代黄河中下游栽培的水稻多为粳米是一致的。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史前文化关系，在大陆人口流动和文化传播中，栽培稻随之传到朝鲜半岛是极有可能的，日本学者滨田秀男认为，日本的水稻与长江以南的水稻不同，而与华北的水稻同型，乃自华北经韩半岛传入日本。⑦直良信夫也认为，日本弥生文化遗址发现的烧残的稻米，乃华北、韩半岛的短米稻种，而非南方的长形稻米。⑧
金属文化的突然出现是日本弥生时代又一显著特征。但是，日本弥生时代并没有青铜和铁资源的发现，日本的“和铜”是八世纪以后发现的。在原始社会条件下，日本不可能有青铜器、铁器的熔范设备和制作技术，因此，日本弥生时代的金属文化和稻作文化一样，是一种外来文化，确切地说，是一种来自中国大陆的外来文化。应当指出的是，韩国古代即以产铁而著称，《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有弁辰“国出铁，韩、濊、倭皆从取之”的记载，可见韩国不仅在向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中起了桥梁作用，而且其本身对于日本弥生文化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根据日本出土的栽培稻和金属器物推断，公元前三世纪前后突然出现的弥生文化是中国大陆移民的到来促成的。正如日本考古学家坪井清足指出的：“日本农耕技术导入之动机是由外力促成的，并不是自发的。可以说是中国金属文化之扩大。”东京大学教授泉靖一指出：“日本列岛既没有任何条件使原住民放弃采集而发展到栽培，那么为什么会突然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唯一可以想象的是：一定受了强大的大陆文化之影响力，才有这样大的改革，其他也指不出任何理由。”⑨这种大陆文化正是徐福集团带去的先进文化。徐福东渡恰逢日本弥生文化突然出现之时，他带领数千名童男童女，带去五谷种籽、技术百工，其中必有稻作技术和金属工具，中国文明的火种照亮了日本黎明前的黑暗，推动了日本社会由野蛮时代迅速步入文明时代，其意义之深远是难以估量的。
注释：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李永先：《徐福故里及东渡的探索》（《徐福研究》，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③《文献通考·四裔考》
④（吴）万震《南州异物志》
⑤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第一章
⑥《大韩民国》，大韩民国国际观光公社
⑦滨田秀南：《关于水稻的由来及其分布》（《农业及园艺》第10卷第7、8号）
⑧直良信夫：《史前日本人の食粮文化》（人类学先史学讲座）第2卷
⑨泉靖一、石田英一郎：《日本文化の源流》，角川书店1975年。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